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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通识教育理念的我国高等中医院校开设中西文化比较课的意蕴探析

来源:论文联盟  作者:史新阳 [字体: ]

基于通识教育理念的我国高等中医院校开设中西文化比较课的意蕴探析

中西文化比较:中医药人才培养道路上难以消解的文化背景
  中医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的独特贡献。在历史上,中医对中华民族繁衍生息和社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在现代化的今天,中医仍然在我国医疗体系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中医药以其独有的简、便、廉、验的特点为我国人民健康保健事业和医疗卫生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毫无疑问,建国以来我国中医事业发展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中医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我们应清醒地看到中医药事业也面临着诸多危机。其主要表现在:第一,由于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导致我国中医药资源供给不足。第二,我国中医药产业国际竞争力不足。我国在世界传统医药市场所占的份额与自身中医药创始国极不相称。第三,我国中医药事业高级人才供给不足。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研究者认为,中医的危机根源在于自身,或者认为中医的医疗范式不能适应现代社会,或者认为中医在现代社会的需求急剧萎缩,以此而论,中医在现代化过程当中必然走向衰落、走向灭亡。持这种观点的历史佐证就是近代化过程中中医在中国社会医疗体系中的地位每况愈下。时至今日,代表着现代医学的西医则成为我国医疗体系的绝对主体,虽然在我国的医疗体系中以中医为代表的传统医学仍占据一席之地,但是和西医的主导地位已不可同日而语。也还有人认为没有传统医学不会影响国家医疗体系,若没有西医国家医疗卫生体系就会坍塌。另一种研究认为中医发展的外部环境恶化是导致中医发展困境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在以逻辑实证为特点的西方现代科学体系里中医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其作为医学科学的“合法身份”一直存疑待审,以致从事中医的人自身对中医科学性缺乏自信。由于西医见效快的特点很好地适应了现代人生活节奏,又由于中医治病重治本使其呈现出“慢、长”的弊端,在市场竞争中往往处于劣势。这两种力量又相互影响,中医药研究不能自觉用当代最新科学成果来解读中医科学,拿不出有分量的理论来阐释中医的科学性,这样就别奢望以现代科学思维的大众能对中医抱以敬畏和神往了。这种致命的文化氛围才是导致今天国内中医事业危机的真正根源。有人甚至推波助澜地提出了“告别中医”,这种论调虽然不能从根本上灭绝中医,但是,告别中医论对中医事业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www.LWlM.COm收集整理的伤害却不容忽视,特别是当这种论调出自一些所谓的的学者之口时,更是无形中瓦解了大众对中医的信任。尤其是对刚刚入道的大学生投身中医的职业信仰瓦解力不可低估。众所周知,中医事业振兴发展的关键是人才。而当前这种不利于中医发展的大环境的实质是大众对传统文化的危机。中医的危机是传统文化危机在中医事业中的延伸。中医信仰危机反过来又加深了整个传统的传承危机。中医本应作为传统文化最富生命力的一部分,承担着弘扬和振兴传统文化的使命,但事实上两者却陷入了恶性互动和循环中。
  毋庸置疑,当前振兴中医需要双管齐下。笔者认为中医院校发展、中医事业和对传统文化氛围的培育三者之间存在着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共生关系。换言之,要振兴中医事业必须以培养和造就一批又一批高素质的中医人才事业为突破口,中医人才培养必须大力发展中医药高等教育。中医药高等教育和中医事业发展的前提是营造有利于中医发展的社会文化氛围。有利于中医事业发展的文化氛围培育关键就是要彻底纠正近代以来大众对传统文化的偏见。[1]
  在世界近代史上,西方国家和社会率先完成近现代化转型,中西社会文化的差距由此拉开,对于当时仍处在落后封建社會发展阶段的中国而言,近现代化过程必然是首先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不可避免地演变为通过否定自身向西方看齐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国人曾经彻底否定那些与“先进”西方文明大相径庭的民族文化,似乎唯有如此,中国社会变革才能取得真正的实现。否则,旧的文化就只会成为旧制度最后的避难所。但是,当这种否定传统文化的思潮成为社会变革的推动力量,这种以“破”为要旨的社会文化思潮最终会走向民族文化“虚无主义”。久而久之,中国社会近现代化自觉不自觉演变为以西方国家和社会为样板的现代化模式。在这样的现代化背景中,传统文化的命运可想而知,必然是传统文化被全盘否定。这种文化思潮必然反映在中医事业发展上。伴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历史上出现过三次著名的否定中医的高潮。[2]中医历经三次声势浩大的否定浪潮却并未随之灭绝,显示了中医顽强的生命力,但是随后中医事业发展每况愈下却是不争的事实。这也说明对传统文化的一味否定和对以西方文化的过度推崇已成为损害中医现代化的文化元凶。如果没有一场反思中国近现代文化思潮的“新文化运动”,中医就永无出头之日,只能日渐萎缩消亡。这场新文化运动的逻辑前提是重新认识中西文化,重新认识现代和传统。这种新的认识的取得必须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背景、新的研究背景和新的研究方法才能实现。
  中西文化比较:反思历史之后先进文化构建的逻辑起点
  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由来已久。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严复、梁启超等人的新学和章太炎、刘师培、邓实等的国粹学术算起来,中西文化比较的历史已百年有余。[3]从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文化发展史,历代学者在文化研究上始终笼罩在“救亡”与“现代化”的历史背景之中,在这一背景下进行的文化势必导致一种“贬中褒西”的倾向,虽然不能说所有研究者都持这一立场,但至少“贬中褒西”是近代以来文化研究的主流。然而我们不能因此过多责备前代文化学人,在特定文化背景中持有“贬中褒西”的文化立场有着某种历史必然性。但是这却给我们近代文化研究提供了一个启示:科学的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出发点应是文化立场的自觉察省与清理。在对前代学者研究背景的反思和新的时代背景中去校正自己的研究坐标。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使当代中西文化比较研究超越前辈,取得无愧于时代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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