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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医的德国人

来源:论文联盟  作者:刘周岩 [字体: ]

研究中医的德国人

文树德是当今西方汉学界享有盛誉的中医历史文献研究专家,许多中国古代医学典籍、医学思想与人物都是经由他的介绍第一次被西方了解。不过由于中国医学历史研究在西方学术界的尴尬地位,他认为自己的事业将要后继无人。如今他最大的愿望是能够完成《本草纲目》的英译项目。

中医研究之路

  1969年,26岁的德国留学生文树德(Paul U. Unschuld)到台北学习汉语。他把一本书递到中国老师面前,说想读这个。老师只翻看了一下就把书合上,“这本书我都看不懂,你还是从怎么买菜、坐公车学起”。   这本书从此被束之高阁。直到20年后,文树德已成为一代著名汉学家,又想起自己20年前想读而未能读的书,再次翻开。“我发现我都能读懂了,书中的内容让我大为惊异,这是我读过的最有价值的一本书之一。”文树德随即为之倾倒,走访了此书作者故里并拜谒其墓地,深入研究之后将此书翻译为英文,增添详注,使西方世界第一次了解了这本书及背后的思想。   此书即是清代乾隆间名医徐大椿所著的《医学源流论》。“这位中国儒医有着非凡的智慧、见识和幽默感。我察觉到,他和欧洲伟大的生物形态学家摩尔加尼(Giovanni Morgagni)正巧在同一年去世,如果他们在有翻译的情况下见面,15分钟就会成为知己。我们颇认识欧洲医学史上的重要人物,可对中国医学史上个别的医师和学者知道得太少了。”   当初文树德在台北南京路的旧书摊上买下《医学源流论》的唯一原因,是因为书名中有个“医”字,他知道这是自己所学专业对应的汉字。他出生于医学世家,曾祖父曾为比利时国王等贵族治疗,父母均为药剂师,有自己的药店,热衷于收藏医学文物。文树德继承了家族传统,1968年于德国慕尼黑大学药学院毕业。   文树德对中国产生兴趣则是因为上世纪60年代的中苏纷争。高中老师在“二战”中曾被关入苏军战俘营,课余便教文树德等对外语有兴趣的学生俄语。能读俄文的文树德不满足于在中苏论战及珍宝岛事件中只看苏联一面的说辞,下定决心再学中文。 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www.LWlM.COm收集整理德国中医史学家文树德(右)与醫史家马继兴(左一)、马堪温在北京中国中医研究院(摄于1978年)   因国际政治而起的兴趣在台湾又回到了本行。在台湾的一年多,文树德对中国医药产生浓厚兴趣,采访了100余位台湾本地的中医医师及药剂师,以此为基础完成了自己的汉学博士学位论文。接下来几年又连续发表《医药分业:北宋药学史》及《论中医药文献中“毒”的含义》等论文,从此走上中国医学史研究之路。   在德国研究中国古代医学,是绝对的冷门。某种意义上,更在“夹缝”之中。“有的中国人有点傲慢,他们觉得一个外国人怎么可能理解我们的传统文化呢,尤其是中医。而在德国,医学史又不是传统的汉学(Sinologie)领域,汉学家更多是研究中国古代政治、经济哲学的学者。虽然我早已通过了药学史、医学历史、汉学三个‘特许任教资格’(Habilitation,欧洲许多国家的最高学术资格),也是有人赏识并资助我,我才得以先后在慕尼黑大学和柏林夏洛特医科大学任研究所长。在欧洲其他地方或美国,更是不可能。说实话,这是幸运且偶然的。”   文树德认为,自己作为一个外国人去研究中国古代医学虽有诸多不便,但恰恰能看到中国人以自己的眼光所不易发现的内容,一方面是由于西方医药学训练及文化背景,一方面是因为不受中国学术传统的束缚。   “我每次来中国都要去北京的潘家园这类地方,找中医手抄本,那种脏兮兮、破破烂烂的、没有作者的本子。因为是外国人,每次买书还都要被收高价。”民间医生的医药笔记、普通人抄写下来的药方等手稿成为文树德的重要研究材料,目前他已收集有从明朝至民国间抄成的千余册抄本,并与中国学者郑金生合作出版了研究专著。   在中国,中医学者同样进行抄本研究,但往往要从年代、抄者的身份与内容上判断其“价值”,然后挑选“有价值”的抄本手稿作为印刷本研究的补充。文树德认为这是因为中国印刷术发展得太早、太发达,以至于有足够的印刷文献流传可供研究,而没有形成欧洲的手稿专门研究传统。“究竟什么才是中国传统医学?是一小部分知识精英以印刷书籍留存下来的医学理念,还是几千年来中国社会中鲜活的医学实践?这二者是非常不同的,存在于不同的材料中。”正是在那些抄本中,文树德发现了印本医书中罕见的走方医秘本、甚少记载的打胎方、缺医少药的乡村如何自救互救、古代医生如何为自己打广告、古代的医患关系、“阴阳”与“五运六气”理论如何混杂了迷信与习俗在民间实践等丰富内容。   “这些不是今天所定义的中医(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但它们是中国古代真实的治疗之道(approaches to healing)。”文树德如是说。

“我命在我不在天”

  1976年,文树德应邀前往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演讲,却不受欢迎,“一群狂热群众的叫骂声压倒了我”。美国听众对西方医学感到失望,寄希望于神秘又似乎潜力无限的中医,满怀热情地来听这位“中医专家”的演讲,却听到了他对当时中国实行的赤脚医生制度的大胆质疑。   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正处于一股中医热潮之中。1971年7月26日,《纽约时报》记者雷斯顿(James Reston)报道了他在北京接受阑尾手术及事后接受针刺辅助治疗的经历。这则报道与随后尼克松访问中国,中美关系出现历史性转机结合在一起,演绎出了种种传说,引发了美国的针灸热和许多西方人对中医的兴趣。这种氛围之下,文树德的博士论文英译本甚至无缘在美国出版,因为出版社总监认为其评价中包含负面内容,而文树德则坚持自己只是客观记述了在台湾采访医师的所见所闻。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探员亦曾拜访文树德,希望了解针灸是否可能应用于军事,不过没能从这位埋头于文献故纸堆的学者那里得到简明的“战场针灸操作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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