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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萧父对中国哲学史若干问题的研究

来源:论文联盟  作者:柴文华 [字体: ]

论萧父对中国哲学史若干问题的研究

萧萐父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与同时代哲学史家的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共同特征就是以历史唯物论为理论基础,他对哲学史观、哲学史方法论的相关研究以及对中国早期启蒙思潮等问题的阐释也不例外。
  一、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发展
  在谈哲学史观和方法论之前,萧萐父谈到了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发展问题。他认为,总体而言,中国哲学史是一门发展着的学科,经历了非独立、独立、科学化几个阶段。
  非独立指的是中国古代的学术史研究,由于古代学术分类的限制,哲学被包容在“内圣外王之道”、“天人性命之学”的庞杂体系中,在这样的背景下,哲学史不可能成为独立的学术部门。
  独立化指的是经过近代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等人的铺垫,胡适在五四前夕出版了《中国哲学史大纲》(上),而后又出现了冯友兰、范寿康等人类似的著作,“他们的研究成果,比之古代学术史论大有进步,为中国哲学史适应近代学术分工的要求而独立成科,作出了历史贡献。”①也可以说中国哲学史学科此时成为了一个独立的学术部门。
  科学化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基础上的中国哲学史研究。虽然由于胡适等人的努力,使中国哲学史学科成为独立的学术部门,但“这些论著,往往……停留于对历史上某些学派分合、思潮起伏的现象形态的描述,谈不上对哲学发展的本质矛盾和内在规律的阐释。”②也就是说,他们的中国哲学史著作与科学化还有很大的距离。而建国前郭沫若、侯外庐等人运用历史唯物论研究中国的历史、思想史、哲学史,才为中国哲学史走向科学化开辟了道路,奠定了基石。建国以后,中国哲学史学科在历史资料的整理、方法论问题的研讨、重要考古文献的发现,研究成果的积累,科学体系的建立等方面都取得了重要进展,“特别是结束了十年动乱之后,迎来学术解放的春天,为拨乱反正而展开的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的理论研究日益深入,许多学术问题的争论得以正常开展,一些新的研究领域逐步开辟,这一切,标志着作为一门科学的中国哲学史正在更坚实的基础上建设起来。”③当然其中也经历过曲折,“尤其‘左’倾思潮的一再作祟,曾产生过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史观公式化、庸俗化、贫乏化等不良倾向。”④
  萧萐父对中国哲学史学科发展历程由非独立、独立到科学化的描述基本符合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发展实际,是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的角度所作的审视,对建国后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成果给予了充分肯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www.LWLm.coM收集整理定,同时也指出了这一时期出现的不良倾向。值得进一步商榷的是对建国前以胡适、冯友兰等为代表的中国哲学史家所取得的成就估计不足。
  二、哲学史观
  在介绍过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发展历程之后,萧萐父从问题意识出发,阐释了哲学史观的问题。
  中国哲学史学科的科学化要想进一步展开,面对的核心问题就是研究对象、论述范围、史料筛选等问题的进一步贞定。萧萐父的观点是根据黑格尔“哲学史由于它的题材的特殊性质而与别的科学史不同”,必须把其他精神文明的材料排斥在哲学史之外,“哲学史才会达到科学的尊严”⑤的论述,主张哲学史首先应该纯化,不应该去分担政治、伦理、法权、宗教、教育等思想史的任务。之所以如此,是由于哲学和哲学史的性质规定的。
  萧萐父指出,根据马克思主义对社会诸意识形态的分析,“哲学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它具有自身的特殊矛盾及其發展的特殊规律。哲学史研究的特定对象,简括地说,就是哲学认识的矛盾发展史。所谓哲学认识,区别于宗教、艺术和各门具体科学的知识,是人们以理性思维形式表达的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运动的一般规律的认识,也可说是对于客观世界的本质和人对客观世界能否认识和改造、怎样认识和改造的总括性认识。”⑥按照列宁的观点,也可以说哲学史就是“一般认识的历史”。整个人类的认识史包罗万象,无比宽广,诸如各门科学史、语言史、宗教史、艺术史等。而哲学史研究则是“一般认识”的历史,它既与各种具体的认识史相关联,又区别于各种具体的认识史。这种“一般认识”的历史在列宁那里就是指认识论和辩证法的历史。
  如果把这种对哲学史研究范围的限定具体化到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中,那么“中国哲学家们对社会政治问题所发表的许多议论,大量的应属于社会学史、政治学史、法学史等研究的范围,但其中也确有一些是对历史发展规律、社会矛盾运动的哲学分析,则应筛选出来作为哲学史的对象。至于中国古代思想遗产中似乎关于人性善恶、道德理想以及‘性情’关系、‘理欲’关系之类问题的言论特别丰富,从哲学史的角度加以择取,确应重视历代哲学家对人性问题的探讨中有关人的本质、人性的发展和异化等属于历史辩证法问题的认识成果,而其余则理应由伦理学史、道德学史、教育学史等去进行独立研究,哲学史不必要也不可能去代庖。”⑦
  但萧萐父在主张哲学史研究纯化的基础上,也没有抛弃泛化,主张把纯化和泛化结合起来。1989年底,萧萐父特别谈到了这个问题,他仍然坚持认为哲学史研究的“纯化”是必要的,但也强调了“泛化”的意义:“进一步考虑哲学与文化的关系,文化是哲学赖以生长的土壤,哲学是文化的活的灵魂,哲学所追求的是人的价值理想在真、善、美创造活动中的统一实现。哲学,可以广义地界定为‘人学’;文化,本质地说就是‘人化’。因而这些年我们又强调哲学史研究可以泛化为哲学文化史;以哲学史为核心的文化史或以文化史为铺垫的哲学史,更能充分反映人的智慧创造和不断自我解放的历程。其实,在哲学史的研究中,或由博返约,或由约趋博,或纯化,或泛化,或微观,或宏观,或纵向,或横向,都可以‘自为经纬,成一家言’,而只有经过这样的两端互补和循环往复中的反复加深,才能不断地开拓新的思路、提高研究的科学水平。”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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