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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壁鸠鲁与道家的人生哲学比较

来源:论文联盟  作者:晁乐红 [字体: ]

伊壁鸠鲁与道家的人生哲学比较

一、古希腊伊壁鸠鲁学说和中国先秦道家学说
  1. 古希腊伊壁鸠鲁学说
  同早期以整个宇宙为研究对象的自然哲学不同,以人类自身为研究客体的人生哲学从苏格拉底开始。伊壁鸠鲁(Epikouros)作为继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之后的希腊化时代的哲学家,自然要站在这些巨人的肩膀上观察人与世界。尽管对“善”的求索和关于人生目的论的解释都深刻地显示着先哲的影响,然而,从人生之至善或者人生的最高目的是什么这一问题的回答来看,伊壁鸠鲁与他们的观点{1}迥然不同,他明确指出:“我们认为快乐是幸福生活的始点和终点。我们认为它是最高的和天生的善。我们从它出发开始有各种抉择和避免,我们的目的是要获得它”{2}。对快乐的至善定位也与同时代诉求德性的斯多葛主义彻底划清了界限。从渊源上来说,无论是第一哲学还是人生哲学,他主要继承了德谟克利特的思想和理论,由马克思当年的博士论文《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与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的差别》可知两者并不完全相同。但毕竟,根本方面还是一致的,所以周辅成的《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一书将他们放在了同一章,称作“德谟克里特-伊璧鸠鲁路线”。作为柏拉图最讨厌的思想对手,德谟克利特也把快乐视作最高的善,如,他说过:“快乐和不适构成了那‘应该做或不应该做的事’的标准”{3}。与德谟克利特的箴言集锦有所不同,伊壁鸠鲁的学说已经体系化;另外,伊壁鸠鲁貌似以原子论为基础来推导出他的人生哲学,实质上是为成就后者而选择了前者。因为原子论的宇宙阐释相比较于柏拉图的理念论或奥尔弗斯教义的神秘主义来说是最唯物的,即最能减轻神或来世对此生此世之人的纠缠和瓜葛,而且相对于泰勒斯等对宇宙本源或水或气的解释更加成熟和圆通。如果说德谟克利特是物理学的、柏拉图是数学的、亚里士多德是生物学的话,那么伊壁鸠鲁则是伦理学的,人生哲学是他理论体系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
  然而,伊壁鸠鲁又与此前及此后的其他流行的快乐主义有本质的不同,即使今天,“在西方,人们谈到伊壁鸠鲁主义通常有两种不同的联想:其一,与美食、烹调、感官享受密切相关的快乐原则;其二,原子论”{4}。从hedonism(享乐主义)又叫Epicureanism(伊壁鸠鲁主义),以及Epicurus(伊壁鸠鲁)与epicure(美食家)的词源关系,可知以上观念的广泛流行。然而,这却是对伊壁鸠鲁学说的最大误解。昔勒尼学派在其早期创始人亚里斯提卜(苏格拉底的学生)那里可谓赤裸裸的享乐主义,认为肉体的快乐优于精神的快乐,应该追求眼前的、现实的肉体快乐。伊壁鸠鲁认为这样的快乐主义过于肤浅和盲目,因为社会生活的复杂性,事物产生快乐的同时往往也会附带着痛苦,他说:“没有一种快乐自身是坏的。但是,有些可以产生快乐的事物却带来了比快乐大许多倍的烦恼”{5}。因此,他强调审慎或明智(prudence)这种美德是至关重要的。审慎作为实践理性可以帮助我们仔细地考察每一种快乐,只有当它们只带来快乐而没有痛苦或带来的快乐远远大于痛苦时,我们才可接受。由此可知,伊壁鸠鲁对当代的消费主义也会嗤之以鼻,因为从长远角度考虑,放纵欲望或奢侈排场无论对消费者的身心健康还是对绿色生态环境来说都是得不偿失的。考虑到痛苦与快乐的相伴相随,伊壁鸠鲁的最终结论是:“快乐就是身体的无痛苦和灵魂的不受干扰”{6}。这一界定充分说明了伊壁鸠鲁人生哲学是对希腊伦理特色的最后捍卫,是对东方世俗迷信、宗教浸入希腊的最终抵抗。他的快乐哲学既坚持了此生此世生命的主体性,又保持着理性、谨慎、节制的中道原则{7},自治而不迷信,自主而不放纵。正由于这些十足的希腊属性,才可理解亚历山大之后,尤其是罗马帝国之后,希腊不在,伊壁鸠鲁主义必然不在。
  2. 中国先秦道家学说
  东周以降,铁制工具开始出现,并逐渐和牛耕方法推广到农业生产上,大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生产方式的革新必然带来政治力量的改变以及为之服务的文化思想的更新。于是,作为知识分子阶层的“士”将面临为黎民、为君主抑或为自己的选择。春秋战国五六百年间,虽说是百家争鸣,但实际上成为“显学”的只有儒、道、墨、法等几家。在治国理念上各有千秋,儒家倡导通过礼乐教化达到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之周礼为标志的有序状态来挽救礼崩乐坏的社会现状;道家批评儒家的德治,认为儒家之有为容易滋生虚假和混乱,以至于“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庄子·胠箧》),因而提倡“无为而无不为”的顺人性之自然的治国方略:“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道德经》第57章)。墨家以“役夫之道”的立场,提出了“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墨子·兼爱》)的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wWw.LWlm.cOm收集整理天下一家的理想主义。在反对兼并战争倡导和平主义方面,以上各家是一致的,但是,当强国大邦以“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贾谊《过秦论》)之政治雄心为主导时,它们都无一例外地不能迎合各国统治集团的需要,例如,“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因此儒、道、墨的政治主张最终难以实现,因为世界的游戏规则向来是由强国制定的。与此相反,法家在政治生活中最终胜出,获得最高统治者的青睐,其中,法、术、势的结合使得法家成为王权专制的有效工具,通过“兴功惧暴”、“定分止争”(《管子·七臣七主》)来凝聚一切力量于军功上,最终通过赢得战争、扩大领土来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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