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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生命哲学看儒家情怀

来源:论文联盟  作者:刘强 [字体: ]

从新生命哲学看儒家情怀

陈伯海先生的文化及哲学思考始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在1992年出版的《中国文化之路》一书中,他已经展现出会通古今、涵融中西的理论追求和学术抱负,其对中国文化之历史、现状和未来的许多大判断,大抵与晚清以迄“五四”以来的从“救亡”到“启蒙”、从“维新”到“革命”这一历史线索和思想脉络紧密相承,若合符节。只是陈先生并未停留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激进立场,对“全盘西化”的“西体”说与“传统本位”的“中体”说,他都提出了反思和批评,认为“现时代中国新文化的建构,既不能以传统为归趋,也不应该以西方为鹄的,而必须有自己独特的取向”,进而呼唤一种“融合了东西方文化”的“人类一体化文明”。陈先生认为,当今中国社会所需要的“新人”赖以建构的“出发点”,“不在儒家也不在道家,不在尼采也不在弗洛伊德,不在太平天国也不在义和团,自然更不在天天高喊‘三忠于’、‘四无限’的‘文化大革命’,而恰恰在于显现出新时代曙光的‘五四’”。如果说这一新文化的建构设想,基本上延续了“五四”以来启蒙主义的思想进路,应该不算大谬。当然,陈先生对“五四”也有反思,他指出“五四”新人,只是“新人的雏形”,“五四”精神本身也有“社会功利主义”的特点。这与王元化先生在晚年反思“五四”时,曾指出的“五四”运动的四个弊端中的“功利主义”之弊,可谓不谋而合。
  二十年后,陈先生出版了《回归生命本原——后形而上学视野中的“形上之思”》(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以下简称《回归生命本原》)一书,将其多年对哲学及人类命运的理论思考和盘托出。全书分“天道篇”、“人道篇”和“天人篇”三部分,建构了一整套以自然观与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天人观和自由观为主轴的“新生命哲学”体系,全书融贯古今,体大思精,展现了一位思想家和哲学家的雍容气象。尤为可贵的是,陈先生在构建“新生命哲学”的过程中,似乎自觉不自觉地修订了当初的启蒙主义立场,以更为睿智和融通的态度看待“西学”的困境与“中学”或东方文明传统的人学意义及现实价值,明显地表现出回归中华文化大传统的思想倾向。尽管陈先生对西方哲学思想资源以及近百年来中国知识人所服膺的进化论思维和辩证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等思想方法,依然保持了极大的尊敬和驾轻就熟的运用,但在我看来,陈先生的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似乎发生了一种不易觉察的“认识论转向”。
  事实上,陈先生对传统文化和儒家思想的态度,虽有保留却一向都能平情而论。在《中国文化之路》一书中,陈先生这样评价儒家思想:
  由孔子开创的儒家学派,是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wWw.LWlm.cOm收集整理西周史官文化的合法继承者。……守旧而又维新,复古而又开明,这样一种二重性的立场,使得儒家学说能够在维护礼教伦常的大前提下,一手伸向过去,一手指向未来,给正在消逝的贵族分封制宗法社会和方兴未艾的大一统宗法社会之间架起桥梁。……汉宋以后,儒学几经变化,而礼教德治的精神始终一贯,所以也一直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正宗。
  在对儒、道关系的分析中,陈先生指出:“较为发达的文化系统,大多不会停留在单一的结构形态中,而要努力建构起适合自身性能的调节机制。中国传统文化通过百家争鸣达成的儒道互补,也就是这样的一种机制;儒和道相反而又相成,正好构成中国文化的有机整体。但要指出,在互补关系中,儒为主,道为从,这又是基本的架势。”这样的认识是非常客观公允的。
  不过,至少在《中国文化之路》中,陈先生对民族文化传统的认识,还是以批判继承为主。在论及“五四”时期是以“东方本位”还是以“西方本位”的中西文化之争时,陈先生既不赞同“西方本位”乃至“全盘西化”的主张,更不认同以“文化复归”为立场的“东方本位”观,认为:“西方化和东方化,都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正确的方案在哪里?于是我们不能不提到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观,不能不提到他们为谋求民族文化更新所做的努力。”指出李大钊提出的“第三种新文明”才是未来的出路,而“此种‘新文明’当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点,并通过原有的东西两种文明自身的改造翻新和交汇融合得以实现”。不仅如此,陈先生还对当时“出口转内销”的港台新儒家提出批评,指出:“我们要明确反对民族虚无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这两种倾向,……不管新儒学采纳了多少现代文明的成分,其核心设立在传统人格的模式上,归根结底仍属于文化保守主义,我们是不能赞同的。”
  所以,本文的观点也许并不能获得陈伯海先生的首肯,因为在陈先生长达数十年的学术生涯中,一直秉承着“学术中立”的理性主义原则,在关于思想文化和哲学思辨的论述中,我们很少看到他对自己运用的哲学流派或思想方法,灌注太多的基于个人喜好的主观情感。特别是作为一位深受近代以来启蒙主义思潮及唯物论、辩证法影响的思想者,陈先生虽然以研究唐诗学和中国古代文论名家,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意义及未来价值的认识和判断,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隐然经历了一个由低到高、由冷转热的曲线式的变化过程。特别是对于自“新文化运动”以来饱受冲击和诟病的儒家思想,陈先生或许并没有如本文题目所提示的那种明确的自我期许。我甚至不敢肯定,陈先生看了这篇文章的题目,会不会视我这个不肖的学生为子路,也来个“夫子哂之”?
  但我依然愿意坚持写出我个人的感受。因为这对于陈先生晚近思想的认识和阐述,甚至对于当下人文研究领域之“核心价值观”的重新廓清和确立,关系重大。在我看来,意识形态化的人文研究固然可以盛行一时,但真正能够流传后世的文化创造,一定是坚守人本和人道立场、贯彻“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弘扬真善美的价值追求,并站在整个人类意义上去思考生命之意义、自由之真谛与学术之尊严的文化创造。长期以来,我们的学术研究分科过细,壁垒渐成,本该涵融浃洽的文、史、哲研究各行其道,传统知识人所必须加以区分和选择的“三统”(即“道统”、“政统”、“学统”)的关系变得暧昧支离,互相牵制,难以贯通。此外,还有一个“四部”即经、史、子、集贯通的问题。对于文学研究者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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