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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城》人性塑造艺术的语言学分析

来源:论文联盟  作者:刘恩赐 [字体: ]

《围城》人性塑造艺术语言学分析

钱锺书先生的《围城》中没有多么复杂的情境,也没有多少晦涩的道理,作者只是以他特有的幽默感驾驭小说语言,以妙趣横生的对话塑造典型深刻的人物形象,用锋芒犀利的点评剖析转型期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性弱点,揭示了一出出闹剧之后所隐藏的现代与传统的对立冲突以及文化价值的混乱与尴尬,充分体现了小说语言的强大生命力和宝贵的艺术价值。在这一过程中,词汇的选择、修辞手法的运用以及多重语义的构建都对小说背后人性的揭露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一、小说词汇的选择与人性的特写
  《围城》作为钱锺书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其语言散发着独特的“钱式幽默”与“钱式智慧”。小说中的每一处用词无不凝聚着作者对现实生活的讽刺批判和对人生形而上的思考,使读者透过字里行间的描述,从这围城笼罩下的小小世界里窥见了人性和真理,收获了平凡与感动。
  1.文言词语的堆砌
  《围城》经常在人物对话中插入各种古籍中的典故、格言,以文言词语的堆砌达到讥讽、幽默的效果。如方鸿渐与方老先生互通家书一节,就是《围城》中文言词最密集的一处。方鸿渐在读大学期间,无心学习,每日在纨绔同学中耳濡目染、纵情声色,乃至修文言家书一封要求其父亲解除他和家中务农的未婚妻的包办婚约。此信用近乎凄婉的措辞夸张地塑造了一个愁绪满怀、郁郁寡欢的青年形象,其中“迩来触绪善感,欢寡悉殷,怀抱剧有秋气。每揽镜自照,神寒形消,清癯非寿者相”这些佶屈聱牙的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wWw.LWlm.cOm收集整理文言词语,极具旧时代文人扭捏作态的酸腐气,把一代堕落青年借出国游学之名、行声色犬马之事、文明精华不入眼、西洋糟粕装满腹的蠹禄之态刻画得入木三分。作者借方鸿渐的言行展示出人性之中好逸恶劳的一面:对意志薄弱者而言,人性中的本能、肉欲、物欲总会轻易战胜理智与尊严。信中展示的还有方鸿渐彷徨怯懦的内心,这可以从“窃恐我躬不阅,周女士或将贻误终身。尚望大人垂体下情,善为解铃”等词中看出。对放荡生活背后西式自由的向往令他对旧家庭的束缚渐生反抗之心,只是这点可怜的追求自由、反抗专制的勇气在父亲多年的积威面前饱受辗压,所以他的措辞中充满小心翼翼的试探,充分表现出转型期知识分子眼高手低、心大胆小的性格弱点。
  而后,作者笔锋一转,从方老先生的视角,又以一封文言回信对方鸿渐无所事事、满脑风月的劣迹给予了讽刺和批驳。我们且不言信中“吾不惜重资,命汝千里负笈,汝埋头攻读之不暇,而有余闲照镜耶”等句是否带有“知子莫若父”的敏锐与警觉,单看其父回信中的威严与专制,如“汝非妇人女子,何须置镜”的断言体现出其自矜、褊狭、迂腐、守旧的一面,一个对于西式文明不屑一顾的典型腐儒形象因此寥寥数语跃然纸上。而“汝不善体高堂念远之情,以死相吓,丧心不孝,于斯而极!……若执迷不悔,吾将停止寄款,命汝休学回家,明年与汝弟同时结婚”等词句,更体现出他作为封建家长高高在上的姿态与不容置疑的权威。正是因为他固守僵死的旧文化和旧道德,以腐朽的封建标准苛求子女,才使方鸿渐在追求自由的道路上一退再退,最终悲剧收场。
  作者通过两封家书中两个视角的鲜明对比,展示了不同时代的知识阶层对待生活、学习、婚姻的不同态度,让读者对当时新旧两派书生的思想面孔有了更清晰、更深刻的认识,也侧面表现出乱世一代清醒的文人的宿命感,透露出作者对于人生形而上的思考。
  2.外文词语的乱入
  《围城》中的讽刺幽默还表现在它对外文词语的灵活拿捏上。《围城》中不乏英文、法文和德文等外文词语的夹带,语体掺杂之中颇多讥讽,以一种漫画式的特写来揭露人性的黑暗和丑陋。如方鸿渐相亲时与张先生的对话,读起来就颇令人捧腹:
  张先生呵呵大笑,一面吩咐进来的女佣说:“快去跟太太小姐说,客人来了,请她们出来。Make it snappy!”说时右手大拇指从中指弹在食指上“啪”的一响。他回过来对鸿渐笑道:“headache是美国话指‘太太’而说,不是‘头痛’!你没到States去过罢!”
  这段文字中以充满英式幽默的笔调刻画了一位在国难当头为求自保、不惜向外国人卑躬屈膝的所谓“达官贵族”代表。在这三处旨在向方鸿渐炫耀自己的“洋气”与“时髦”的英语中,张先生连犯了两个错,唯一用得还算恰当的催促语“Make it snappy”还是句女佣显然不可能听懂的全无意义的废话。后面“headache是美国话指‘太太’而说”一句,应源于他对美国人聊起妻子时常用的“She’s a headache(她真让人头痛)”的误读,他断章取义地把“headache”和妻子画了等号,而后文中把“the United States”简化为“States”的用法,也颇不规范,充满歧义。这种错误百出的英语中透露出作者对装腔作势、崇洋媚外、爱慕虚荣等行为和心理的批判与唾弃,同时包含了对人性的深思:人们希望在他人面前展现自己优秀和过人一面的愿望本无可厚非,但过度虚荣、不懂装懂,只能适得其反、贻笑大方,对美好事物的良性追求就会转为虚张声势的丑态。此外,这种“不懂也要装”的行为背后还隐藏着民族气节与自尊的丧失,在国家危难之际,所谓的上层人士满心只想以“洋文”等西式标签淡化自己的弱国子民属性,仰人鼻息以求个人偏安,这种“努力想要坐稳奴隶”的国民性弱点,也透过这些乱入的外文词,曲折隐晦地折射了出来。
  二、小说修辞的运用与人性的漫画
  《围城》语言之形象生动、风趣幽默,又微言大义、饱蕴真理,和小说恰如其分的修辞手法运用是密不可分的。仅以“比喻”而言,它就在《围城》里承担了为全书幽默讽刺艺术服务的任务,深刻地揭示了人性的百般丑态。钱锺书的比喻常能别出心裁,能从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物中找到别人难以发现的相似点。这些令人拍案叫绝的比喻手法的运用,极大地增强了小说的讽刺效果。如他写第一次出场的“哲学家”褚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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