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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新实用主义和中庸经济学,实现可持续发展

来源:论文联盟  作者:格泽高滋·W·科勒德克 [字体: ]

把握新实用主义和中庸经济学,实现可持续发展

格泽高滋·W·科勒德克
  波兰前副总理,曾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联合国经济发展研究机构及欧盟高级顾问,现任波兰华沙科兹明斯基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波兰智库主任。著有《真相,谬误与谎言:多变世界中的政治与经济》。
  无论是对个人还是国家而言,我们都要有雄心、有抱负。但这些理想与抱负不该是无力达到的,而是实实在在可实现的,“一带一路”就是这样的目标。
  我们需要务实的想法和可以实现的雄心壮志
  对于一个不太富裕的国家来说,梦想要赶上富裕的邻邦是很自然的事,只要不是想要立刻追上最发达国家。墨西哥人梦想着有朝一日能够赶上美国,斯洛伐克国民想要和奥地利一样,爱沙尼亚人喜欢和芬兰比较,越南计划赶上泰国,而中国则是梦想能够弥补曾经的时间差距、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
  想要赶上更富裕国家的愿望是消除发展差距的一个重要动因。但是,如果制定的计划无法在一定时间内完成,人们会因此丧失信心。我们需要务实的想法和可以实现的雄心壮志,绝对不要把目标设定得太高,不要超出自己的能力范围,否则最终得到的不会是成就感和满足感,而是挫败和失落。
  我所想表达的并不是限制人们的需求,而是在各种需求中力争达到一种和谐的状态,在保持已有需求、产生新需求和实际满足能力这三者之间达到和谐状态。就如同提起未来经济增长率的时候,最好是能够给新兴经济体的发展留有更多的空间,同时让发达经济体的增长稍稍受些限制,从而达到整体和谐的状态。出现过极度繁荣的国家与暴食者在某种程度上类似,吃得太多已经吃不下了。
  再宽泛点说,若要力求在一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www.LWlm.cOm收集整理定的经济活动范围中将社会满足程度最大化,我们就需要从新实用主义找办法,从社会和发展的角度审视新实用主义的精髓和方法。
  把握新实用主义和中庸经济学,
  远离过度、失衡、易生危机的发展模式
  新实用主义,能够将相关经济政策、措施和普遍的经济学原理概念结合,把握“中庸经济学”的本质。“中庸经济学”的含义就是让人类、自然、金融、物质财富形成动态平衡。过去几十年的动荡皆是由于各领域的严重失衡以及失衡所带来的严重后果造成的。我们一直处在不平衡的经济环境中,始终是这里有了多余的部分,其他部分就会处于匮乏之中,但良好的经济状态能调节这种矛盾。因此,经济活动一定要适度,通过“中庸经济学”达到一种完美的状态。
  未来,我们会愈发需要中庸经济学,远离无节制的、不平衡的、容易产生危机的发展模式。过度、失衡、危机在人类社会和国家经济进程中会反复出现,但是这种不健康的状态只能偶尔发生,不该常态化。我们应当遵守规则,知道哪里必须停止,哪里可以适度改变,适应经济发展机会;我们可以有适度的收入差距,但极端的贫富差距会破坏人民之间的团结,引发新一轮革命;我们要警惕疯狂的市场营销刺激起的消费欲望,这种欲望完全脱离了现实的有效需求。我们应当遵循规律,在改造自然、生产商品的时候不要做过头,尤其是当消费使用这些商品已不能提升消费者的满足感的时候。
  新实用主义需要政府发挥协调作用,同时各国政府之间也要协调经济政策,或者说是完善市场进程。有道是:“洗净宝贝,倒清脏水,如果宝贝可以自己洗澡,那更完美,但我们绝对不能不给宝贝洗澡。”因此,我们需要调动政府干预经济的各种手段,但是要牢记不可混淆经济手段和经济目标。保证经济各部门之间的均衡发展十分重要,但是这仍旧只是一种达成目标的政策手段。我们需要推动,而不是抑制经济均衡发展。
  如果没有小而强的政府,
  宁要大而贵的政府
  不要让政府过度干预市场算是老生常谈,曾经就有过政府过度干预,导致没能达成经济目标的例子。毕竟,市场会出错,政府和央行也是一样,而且它们犯错的频率相当高。在这个经济全球化不可逆转、政府间乃至世界联系愈发紧密的时代,政府的规章制度不仅仅是用来应对过去发生过的问题,同样也应该面向未来。政府规章更多是为了避免将来可能发生的失误、错误、监管疏漏或是欺诈,而不仅仅是去解决过去曾经出现过的问题。一旦出现上述问题,我们应当采取向公众道歉、谴责相关责任方、解雇或惩罚,甚至将责任人送入监狱等手段。很多事故或者灾难发生之后,相关技术监管都会更加严格,但是事实上应当在出事之前就做好这些,从灾难的源头扼制一切。发生一次坠机事故之后,航空公司开始注意从前未曾注意过的技术事务,但他们本来应该在空难之前就做好检查;洪水冲破了几十年没有检查加固过的堤坝,水利部门从那以后开始加强监控,但实际上他们本来应该在出事之前就做好检查,从而避免灾难。
  系统有序的政府干预能够弥补市场最基本的短板,弥补由此造成的过度失衡的收入分配差距,但绝不可以直接替代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政府干预行为一定不能损害私人利益,否则,日后的市场发展中,政府干预很可能会成为个别人满足私欲的手段。令人倍感讽刺的是,如今政府干预越来越多地将一些私人的财产损失转嫁到纳税者头上,这是其不良的一面。
  所有类型的市场经济都存在裙带关系,国际资本主义市场的状况比新自由主义市场更严重。政府制定法规、政策很多时候是出于政治目的,而不是为了弥补市场的缺陷。这些冠冕堂皇的干涉手段和新自由主义市场中的所谓诚信交易一样虚伪。
  如果一个社会的制度、法规健全,各个机构的执行力都很强,整个社会井然有序,就可以对抗这种不正当的干涉。这就是新自由主义想要的“小”政府或者说“廉价”政府的原因,因为所谓的小或廉价,就表示政府没有资产、能力弱,可以任意摆布。政府的调控功能足够强大,同时机构又很精简,这才是我们想要的政府。如果这种政府不可能存在,那宁可要“大”政府、“贵”政府,因为我们宁可要物美价高的公共服务,宁可让政府多花些钱维护法律和秩序,也不要低价劣质的东西。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没有制定出适当的战略规划,美国一定没办法改善窘迫的公共财政状况,而欧盟也没法在需要筹措资金的时候照看自己的后院。中国就很清楚经济计划的重要性,其处理相关问题时就是使用计划的手段。目前的中国仍旧在制定五年的宏观经济计划,但却不再是行政命令式的计划,而更多地变成了战略性或者说指导性的经济计划。从一个阶段过渡到下一阶段,经济计划中命令成分少了,同时市场成分越来越多。印度采取的也是指导性的规划,虽然没有完全放弃经济管制政策,但是管制力度逐渐放松,经济计划的实行平稳而合理,有效避免了自由资本主义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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