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刍议黑格尔之后西方哲学走向

来源:论文联盟  作者:崔瑜 [字体: ]

刍议黑格尔之后西方哲学走向

黑格尔之后,建立无所不包的哲学体系已不再可能,绝对唯心主义成为不合时宜的陈迹。黑格尔哲学体系的崩溃,自然科学的挑战以及当时哲学家和科学家对传统哲学的消解,唯科学主义的盛行,都使哲学面临着深刻的危机。探讨这一危机的表征及其根源,对于我们了解后黑格尔时代西方哲学的走向具有重要意义。
  一、黑格尔绝对唯心主义的崩溃
  黑格尔去世后,福斯特(Friedrich Forster)在黑格尔墓前的颂词中把他比作理智世界的亚力山大大帝,要他的追随者们去“确证、宣传和加强”他们刚刚从“思想王国”中继承的财富。另一位信徒则断言,今后的哲学家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成为黑格尔的掘墓人,要么为他树碑立传。事实上,当黑格尔在世之时,就已经有叔本华等人开始为黑格尔哲学掘墓,但由于黑格尔哲学本身集大成的业绩,加上被当权者认为与其专制的意识形态相吻合而享有普鲁士国家的支持,因而盛极一时。然而,正如亚力山大病逝之后其帝国就立即陷入混战和分裂一样,黑格尔去世之后,其门徒立即分裂成老年右翼和青年左翼两派,他们都认为黑格尔哲学已经终结,只是老年右翼几乎全盘接受了黑格尔的思想,认为思想在黑格尔那里已然终结,再无创新之可能,因而恪守师教,仅作发挥,不敢越雷池一步。而青年左翼则逐渐成长为黑格尔的掘墓人。其代表人物鲍威尔的自我意识扬弃了上帝;费尔巴哈的人本学扬弃了绝对精神;施蒂纳的“唯一者”扬弃了费尔巴哈的“类哲学”;马克思则转向了实践的唯物主义,更为激进地扬弃了头脚倒置的精神辩证法。
  黑格尔左派走向唯科学主义是绝对唯心主义的必然产物与逻辑归宿。从某种意义上说,与黑格尔哲学的这一决裂印证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其思想本身就包含着对立面的冲突,这些内在的冲突决定了黑格尔学派各派别之间的分歧以及它们的斗争;他自己的思想也遭受了被“扬弃”的命运。在黑格尔那里,一切存在物和非存在物都表现为三个最主要的阶段或环节:自在的观念(纯逻辑概念);以自然界外在形式存在的观念;通过人类精神自我复归的观念,三者之中以自在的观念(纯逻辑概念)为绝对本原。黑格尔认为自在的观念就是概念本身,但又认为没有理解者的现实性的概念是不可思议的,所以,绝对观念的真正体现者应该落脚于现实的人。但作为有限精神的现实的人不能被当作绝对本原或普遍主体,因为就其概念本身而言,人必须以决定它的外在自然界的存在为前提,在当时德国那种特定的历史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www.LWLm.coM收集整理条件下,唯科学主义一开始还是受到了种种阻挠。一方面是因为受到德国极其深远的思辨哲学的影响,经验主义的传统在德国相对沉寂;另一方面又受到自然科学理论本身的不完满性的限制。必须指出,唯科学主义不能被视为唯物主义,反过来唯物主义也不能被理解为唯科学主义。如果不清楚这一点,就会造成对唯物主义的消解。因此,费尔巴哈虽然站在唯物主义的立场上,可是他也不理解这个学派的实质,认为唯物主义是“庸俗唯物主义者”的学说。他把辩证法和唯心主义一道抛弃了,由此必然合乎逻辑地建立起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体系,而这个体系又合乎逻辑地决定了他的唯心史观。
  二、唯科学主义对哲学的消解
  如果说从黑格尔辩证法来看,唯科学主义的产生是其绝对唯心主义自身发展的逻辑必然,那么,促使唯科学主义取代唯心主义的重要外因则源于19世纪自然科学的发展。从启蒙运动开始,自然科学所取得的突飞猛进的发展与有目共睹的成就,给欧洲知识分子的思想以很大的影响,欧洲思想界逐渐形成了这样一种共识:只有科学才能使人日益控制实在,走向进步。
  这种特殊科学在17世纪曾经对哲学和整个精神生活取得过胜利,但在19世纪初期却受到了黑格尔唯心论的阻碍与压抑,因为在黑格尔那里,自然科学及其成果不过是“内心世界自身符合目的地向前发展的工具”(文德尔班语)。黑格尔精神王国的崩塌则使压抑已久的自然科学得到了巨大的反弹,它反过来对哲学施加了无与伦比的排挤与消解。文德尔班对这一影响作了这样的描述:“在19世纪的哲学运动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无疑是关于现象界的自然科学概念对于整个世界观和人生观应有多大意义的问题。”
  培根主义对于问题的解决方法是“知识就是力量”,科学知识的自明性与确实性使得人们不再醉心于追问那些古老的诸如“什么是本原”之类的哲学问题,因为这类问题似乎只会将人们引入漫无边际的空谈,相反,人们渴望通过自然科学的研究得到具体实在的东西,甚至希望让物、甚至让人自身按照自己的设想来运作。自然科学不可抗拒的功利性表现为一种特殊的形而上学,即对进步的信念。与文德尔班同时代的德国西门子公司的创始人西门子曾经自豪地宣称:“这样,我的先生们,我们绝不会动摇下述信念:我们的研究和发明活动,将带领人类步入更高的文明阶段,使它进一步得到改善,并使那些理想的愿望转变为现实。突然到来的自然科学时代,将减轻人类活动的苦难、祛除痼疾,提高生活享受的水平,使他们生活得更好、更幸福,更满意他们的命运。尽管我们并不总是很清楚地知道达到这种更美好阶段的道路,但是,我们坚定地相信,我们的研究所追随的真理之光,不会将我们引入歧途。真理给人类带来的强大力量,不可能降低人的地位。它必将把人推进到存在的更高阶段。”
  因此,虽然在唯科学主义兴起的伊始,就有洛采等人对之进行了机智的反驳,但人类的自信心在上述信念的支配下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张扬,许多形而上学的梦想现在都已经成为技术的事实,人们不必再对无限性抱有虔诚的敬畏。当被这样一种富有成效的唯科学主义的不正当的羡慕之情所浸透时,哲学和哲学家就难免要伤及自身的尊严。
  19世纪中后期德国政治经济文化上的激剧变化大大加快了科学与哲学决裂的步伐。具体说来,这些推动因素大致有如下几点:其一,科学的长足进步。自牛顿推出其巨著《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以来,物理科学与数学密切结合,使人类建立了确定而有效的自然科学领域,而物理学也就成了一切科学的典范,这对哲学研究尤其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在物理学的推动下,经过赫尔伯特、霍尔姆霍茨等人的努力,生理学与心理学从哲学中解脱出来,而它们一经解脱出来,就反过来加入了消解哲学的行列。生理学与心理学之于哲学的影响甚大,实证主义者穆勒就极力主张以一种经验的联想心理学作为一切知识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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