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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新路径

来源:论文联盟  作者: [字体: ]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新路径

自1980年代兴起“方法热”以来,西方文艺理论如叙事学、结构主义等成为现代文学研究的理论资源,为研究者打开了进入文学世界的另一扇窗,也为现代文学研究带来了活力,并由此产生了一批相当有分量的研究成果。然而,利与弊总是相生而存,过于热闹的方法热,也容易导致现代文学研究的眼花缭乱和求新急切的空疏学风:不重文学史料的发掘、整理工作,而是忙于用各种时髦理论阐释现代文学的诸多命题,也产生了一些主观臆断之论。
  在西方理论方兴未艾之时,已有学者意识到史料的重要性,呼吁建立现代文学的史料学。而始终为现代文学学科建设增砖添瓦的解志熙,也认为现代文学虽不算久远,但已成为一段有起止时间,相对独立和完整的历史对象,理应给予更加客观、全面的审视,不仅要重视史料,还要遵循严格的古典学术规范。针对学术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解志熙還提出现代文学研究应加强“史学的品格、理性的节制、客观的精神和传统的学术规范,而不是一味追求批评性的激情、当代性的兴趣和主体性的发挥”{1}。当然,他更希望研究者能做到两者互补,让现代文学研究在当代性和历史感、主观性的批评激情和客观性的学术规范之间达至某种合理的均衡。
  一、学术路径的古典化
  作为一位颇具学术个性的学者,解志熙始终保持着对史料的重视和对传统学术方法的钟情。当很多同行开始尝试跨学科的文化研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www.LWlm.cOm收集整理究,跳出现代文学领域进入更广阔的学术天地时,他却紧步为现代史料学奠基的前辈樊骏、马良春、孙玉石、刘增杰等学人的后尘,在现代文学这块领地内辛勤耕耘,先是把传统文献学的“校注”吸收转化为批评性的“校读”,用于现代文学文献的考辨、校注和批评;后又提出并践行了“文学行为的实存分析”的研究模式,把作家、作品及其一切与之相关的文学背景综合起来,进行叙述和透析。由于这两种方法或路径建立在大量史料的基础上,且与中国传统治学理念密切相关,因此,具有了典型的史学品格。
  虽然解志熙早期的专著《生的执着——存在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和《美的偏至——中国现代唯美-颓废主义文学思潮研究》无不受惠于西方文论,但他重视史料和传统治学方法则一以贯之。在这两本专著中,解志熙以史家的眼光追根溯源,考察存在主义和唯美-颓废思想的兴起、发展及其在中国的传播、接受和变形,深入分析了西方文化思潮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通过周详的考证和文本细读,证实了这些思潮不仅在中国确实存在,且何以会存在的命题。论者在考察其渊源流变时,尽量用当时的原始报刊说话,让史料自动“现形”,不仅反映出他扎实的西方理论学养,还彰显出“博通古今,考镜源流”的传统学术方法在其现代文学研究中的深刻烙印。
  由传统“校注法”转化而成的“校读法”,是解志熙现代文学研究古典化的典型体现。他在《老方法与新问题》一文中曾开宗明义提出:“现代文学文本需要校注吗?”随后即列举相关例证,如针对俞平伯的诗论《做诗的一点经验》{1}中的一句话:“好诗没有是‘天籁’的”,解志熙在联系上下文并参阅俞平伯其他诗论的基础上,经过推理分析,认为此处少了一字,原文应是:“好诗没有不是天籁的”。这种因一字之漏而意义相反的例子,以及标点、文字错简,现、当代文法不同,各地方言入文本而导致的歧义,外典、今典的误读等问题,在现代文学文本中大量存在。因此,运用“校读法”整理和考释现代文学文献就很有必要。在录入佚文或考证文献时,此法不仅可以预防望文生义、穿凿附会的误解,还可以通过“对特定文本的上下文及与其相关的各种文献材料进行广泛细致的参校、比勘和对读,以观其会通,识其大体……达致‘读书得间’、‘别有会心’的发现,和‘照辞若镜’、‘鞭辟入里’的分析”{2}。如解志熙在运用此法校读诗人林庚的佚文时,还原了1930年代林庚与戴望舒诗学论争的焦点:不是新诗的自由格律之争,而是新旧诗风之争;又细致地考证了作者“钱献之”应是戴望舒的化名,并总结出林庚和程千帆的治学路径:“寻求一种兼融西方现代批评方法和中国批评传统优长而适合中国文学作品特点尤其是语言特点的‘新批评’之路,并且同样在晚年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遗憾的是,我们在新时期虽然重新引进了英美的‘新批评’,却生吞活剥,并没有贡献出什么像样的成果,倒是林庚和程千帆两个年逾花甲的老人,在古典诗歌的解读和其他文学文本的分析方面,取得了杰出的成就,而食洋不化的当今学术界和批评界却只把他们视为古典诗歌研究专家和文学史家,至今都不认识他们乃是真正本色的具有中国特点的‘新批评家’。”③这篇校读文章不仅指出了林庚在诗学上的执迷和洞见,同时肯定了他的文本批评方法,与当下学术界在方法运用上存在的问题做一对比,发人深省。这种现代文学的“校读法”,由于注重对史料的还原和把握,弥补了空疏学风带来的游谈无根之弊,既古典又新颖,极具启发性。
  在传统的作家作品研究领域,主导学者批评与研究思维的是“作家中心主义”和“文本中心主义”。受此影响,作家和作品研究往往成为一种静态的观照和封闭的分析,忽略了与文学密切相关的社会历史关联,只剩下孤零零的纯文本解读。针对这种研究模式的不足,解志熙经过长期的探索,实践了一种综合性的研究路径——“文学行为叙论”。“叙论”顾名思义,是对研究对象的叙述兼评论,论者不再囿于单纯的文本解析,而是钩沉与作家作品相关的大量史料作一综合评析。而“叙论”作为一种论说方式,同样彰显出古典化的史学品格。如论者为1940年代出现的“知性散文”命名,融合时代特征及作家的个人经验分析这一文体的渊源由来和美学特质,及其代表作家的文风特点,并结合现代散文的发展流变,揭示出1940年代的知性散文对于矫正1930年代杂文的峻急、情调散文的煽情和幽默小品的轻薄不无裨益。通脱、风趣的知性散文,既拓展了现代散文的艺术天地,又深化了散文的思想境界,此一叙论可谓在史料钩沉、梳理的基础上,填补了现代散文发展链条的某些空白,别开生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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