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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月派的文学史评述看《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与《中国新文学史稿》之异同

来源:论文联盟  作者:贺英群 [字体: ]

从新月派的文学史评述看《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与《中国新文学史稿》之异同

新诗作为中国新文学的先锋始终在不同版本的文学史中占有重要篇幅,而横贯中国现代文学前两个十年的新月派则又是新诗发展史上的重要一笔,并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影响着中国现代诗歌的发展走向。一个在中国新诗发展的初期占据诗坛主流地位的诗歌流派,其文学史书写是任何一个历史时期的学者或文艺评论家都不可回避的问题。又因其所倡导的诗歌理论、美学原则,以及部分代表诗人所倡导的自由主义思想与当时社会主流观念不和,导致出现不同学者在著述文学史过程中产生对其评价的差异甚至分歧。
  一、入史资格——评价标准和体系的建构
  学界曾有言:“考察一个文学史家的功夫,主要看他选谁入史。”其实关于新月派的“入史资格”问题似乎没有讨论的必要。一个曾长期占据诗坛主导地位,引领过中国新诗潮流的诗歌流派,无论王瑶还是后来的学者们都不容置喙并且毫不吝啬地进行了讨论。然而在这之后,我们还需要考察的是,在新月派“整体入史”的大前提下,细化至其下属诗人、作品的入史资格,以及最关键的——它们以什么样的面目入史。这是《三十年》和《史稿》在有关于新月派论述中出现的首个差异。
  在王瑶的《史稿》中,有关于新月派的专节讨论题目是“形式的追求”,多少有些将新月派在新诗发展初期的探索和文学史功绩框定在“形式”的范围内。大概在王瑶看来,一个文学流派在文学史上的理论贡献总是大于或先行于个体作家、作品的文学史价值,即思潮引导作者创作。这种潜在的文学史书写意识基本被后来的学者采纳。《三十年》的体系在参照《史稿》的基础上更显泾渭分明:每个十年先总括这个时期内的文学思潮与运动,再依照小说、新诗、散文、戏剧的体例进行分述,即“以时代为经,文体发展为纬,先总论后分论”的结构方式。这在《史稿》和《三十年》来说体例上的一脉相承。
  然而,《三十年》在延续《史稿》体例的基础上所做的有益尝试是:强化了个体作家在整体文学流派统摄下的个性差异,一些带有个人主义思潮的作家、作品因此有了“崭露头角”的机会。典型的例子是新月派的代表诗人徐志摩。众所周知,徐志摩接受的是欧美自由主义思想,形成其诗特有的“飞动飘逸”的艺术风格。他一生从思想到创作甚至于个人生活都在热烈追求地“爱”“自由”与“美”。纵观诗人短暂的一生,他与林徽因、陆小曼之间牵扯不清的纠葛在为现代文学史贡献一段公案以后,理所当然便成为正统学究攻击其品德作风的靶子。当然,这还不是最要紧的。关键是,在那个狂飙突进的时代,他和胡适等人一起倡导的自由主义被看成是“软弱”的“资产阶级”的代名词。以王瑶在撰写《史稿》时所持的立场和他的治学精神,毫无疑问,像徐志摩这类从思想到作风都存在“问题”的人必然不能进入他的文学史视野。若论徐志摩一生最高的诗歌成就恐怕就是为现代文学史贡献了“康桥”这一诗歌意象。然而,作为徐志摩本人甚至整个新月派的代表作品《再别康桥》却没能进入王瑶的文学史。笔者猜测,“康桥”这一诗歌意象不被王瑶认可,就是因为在他看来,“康桥”带有过分鲜明的资本主义色彩和脱离国家民族意识的浪漫主义情调。反而《史稿》中摘录的两段徐的诗歌理论,王瑶到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www.LWLM.Com收集整理是给予客观评价。一定程度上可看作是王瑶在当时文学史立场下所做的调和,同时也是对徐志摩在新诗发展初期不流于形式主义的诗歌理论贡献的肯定。
  与徐志摩在《史稿》中的“待遇”形成鲜明反差的是新月派的另一位代表诗人闻一多。王瑶赞其是“爱国主义的精神培养了他一个伟大的诗人的灵魂”。《史稿》中选录了他的三首诗歌,内容无一不是表现伟大的爱国主义情怀。还将他的诗歌与徐志摩的比较,称其“爱祖国和为人民的精神是很早就植有根基的,绝不是‘在梦的轻波里依洄’的诗人所能比拟”。王瑶还对闻一多在诗歌创作上所做的尝试给予肯定:“他不要做纯粹的本地诗,但还要保存本地的色彩,他不要做纯粹的外国诗,他又要尽量吸收外洋诗的长处;他要做中西艺术结婚后的宁馨儿。”其实,纵观王瑶对闻一多的诗歌评价,其着眼点多立足于“爱国”二字。对于同样忠于艺术的两位新月派诗人,王瑶的评价用词全然不同,可见政治、人生立场影响了他的文学史立场。换言之,王瑶文学史评价标准中带有明显的“知人论世”色彩,而且这种“知人论世”的背后是以政治立场和政治尺度来加以裁决的。
  二、入史面貌——五十至八十年代文学史叙述话语的转变
  《史稿》是王瑶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中用来阐释中国革命的政治权利话语对学术话语的置换和移植。他在《史稿》重版序言里开宗明义强调《新民主主义论》对中国新文学发展和《史稿》撰写的统摄领导地位:“文学战线上的无产阶级领导的作用,主要是通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影响和党的政策来实现的,总的要求就是要使文学能够很好地为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革命服务。”“必须坚持对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批判和斗争;特别是对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斗争,是关系到方向问题的必不可少的任务。”就是这种严格区分敌我矛盾的尖锐的革命斗争意识,从而使当时以左联为代表的外向型文学被提到文学史的正统地位。而倾向于内在心灵沉淀的感伤主义或浪漫主义作品,而在意识形态上持自由主义或无政府主义主张的作家则不断被“边缘化”甚至“妖魔化”。
  尽管王瑶的学术人格促使他极力调和并力图保证文学史叙述话语的客观性,但是最终调和的结果正如吴组缃所说的那样:《史稿》就是一部“适时巨著”。王瑶撰写《史稿》是受到体制的权威钦定,自然所有不合“时”宜的话就被略去,同时他必须回到大历史中去“站队”,保证自己立场和阶级属性的绝对明确。于是,新月派作为“买办文人”“软弱”的“资产阶级”自然就成为身负红色体制嘱托的王瑶以及整个革命和人民的对立面。王瑶指出:“对于从一九二一年起就倒向敌人一边,公然为帝国主义侵略辩护的胡适以及‘现代评论派’、新月派中的买办文人,革命工作者曾在不同时期多次地进行了斗争。”称新月派“基于固定的普遍的人性”的文学主张其实质是“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反对文艺的阶级性和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人民大众服务的”。在这里王瑶对新月派和胡适等人的评价用词相当激烈,一定程度上甚至不算审慎而严密的学术论著,而更像一篇政治时局影响下的战斗檄文。在《史稿》中他以一种无需争论、不容置喙的权威口吻垄断了文学史的学术语式,五四时期几乎所有出现在《史稿》里的作家均被其分门别类,贴上阶级的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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