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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持重中创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品格与使命

来源:论文联盟  作者:李浴洋 [字体: ]

在持重中创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品格与使命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书写“我乡我土”———地方性与20世纪40年代中国小说》,李松睿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农民说理的世界:赵树理小说的形式与政治》,李国华著,上海书店出版社,2016
  《赵树理文学与乡土中国现代性》,贺桂梅著,北岳文艺出版社,2016
  《作为学科的文学史:文学教育的方法、途径及境界(增订本)》,陈平原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民国时期中学国文教科书研究》,李斌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人歌人哭大旗前:毛泽东时代的旧体诗》,木山英雄著,赵京华译,三联书店,2016
  《岁月沧桑》,钱理群著,东方出版中心,2016
  《材料与注释》,洪子诚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随着学术潮流的更替与研究范式的转移,同一学科在不同时期经历命运的升降浮沉,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对于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者而言,大概早已经习惯了这一学科从学界中心退居边缘。尽管部分出身于这一学科的学者仍在学界具有较大的话语权与影响力,但作为学科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早已经不再屹立在时代的风口浪尖,则是不争的事实。
  当然,一个学科得以成为一门“显学”,在很多时候也并非完全是学术方面的原因使然。在20世纪50—7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异军突起在很大程度上便是因其直接参与了对于这一时期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建构。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之所以能够一度如日中天也是由于其学科性质与是时的历史氛围以及一代知识分子的情感结构高度契合。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重心从关注时代需求转向加强自身建设。樊骏在1995年发表的《我们的学科:已经不再年轻,正在走向成熟》一文便是昭示这一学科开始学术转型的重要标志。[1]既要做得像一门“学问”,同时又不至于因为太像一门“学问”而丧失原有的批判意识与实践精神,是差不多从樊俊意识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必须通过自身转型加入到专业化的时代潮流中去开始,这一学科在晚近20年间始终需要面对但又一直未能妥善解决的问题。而这一问题之所以存在,原因在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其实是一门有立场的“学问”。其立场便是由其研究对象所赋予的“五四新文化”的价值标准与意义体系。
  理想的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应当兼及学术品格、思想锋芒、精神境界、文化立场、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也就是说,这应当是一门既有朝气与锐意,又有厚度与定力的学科。其中,学术品格是基础,历史使命是旨归。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品格与使命正可谓“在持重中创新”。一方面,它不随时风与流俗而动;但另一方面,它又能够在对于时代前沿命题的自觉思考与独立判断中表达出自己的价值追求与意义关切。
  由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入门门槛较低,所以这一学科从业人员的数量自然也就十分可观。而每年问世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著作大概也是在中国文学各个时段的研究中比较多的。但数量多不代表质量高,更不能说明这一学科已经走向“繁荣”。因此,在以年度为单位进行观察与分析时,与其追求面面俱到,倒不如带着关注与追踪学科发展的问题意识进入,仅就那些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重建与再造做出了贡献———或者至少表现出了此种努力———的著作展开述评,进而由点及面,探求这一学科在当下的多重挑战中实现“新生”的可能方向与潜在方案。
  对于“《三十年》模式”的反思
  学科视野之所以在讨论2016年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时成为一条重要线索,与一部在这一领域中久负盛名的著作在这一年再版直接相关。那便是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合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北京大学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www.LWLM.Com收集整理出版社,2016年版)的问世。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的雏形是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与王超冰四人在1982至1983年间应《陕西教育》杂志之约完成的一部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讲稿。这一讲稿在1983至1984年间在《陕西教育》杂志上连载。此后,经过四位作者的大幅扩充,于1987年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题为《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10年以后,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三人又对全书进行了大幅修订(王超冰由于身在海外而没有参加),于1998年在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了《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这一修订本很快风行于世,先后累计印刷45次,总发行量超过100万册,成为进入“新时期”以来最为成功的文学史教材。
  2016年,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对这一修订本再次进行了大幅修订,部分章节几乎重写。因此,在北京大学出版社第46次印刷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也就成为一个新的版本,亦即一部新的著作。
  大概没有其他任何一部文学史教材能够像《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这样,历时30年而不衰。究其原因,这与钱理群等人从一开始就将其性质定位在“教材”与“著作”之间的做法有关。因为是“著作”型的“教材”,所以作者在写作时也就可以融入对于学科以及具体学术问题的最新思考,而由于钱理群等人在過去30年间始终处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前沿,所以他们的思考自然高于这一学科普遍的研究水平与教学需要。换句话说,作为“教材”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是可以引导读者进行探索的,这当然是那些仅能提供“常识”的一般教材所无法比拟的优长。同时,由于这又是一部“教材”型的“著作”,所以作者在下笔时也就格外“持重”。钱理群等人当然追求“创新”,但他们所呈现的不是时尚之说或者极端之论,而是在学科推进中已经相对达成“共识”的最新思考。这就决定了此书既写得“新”,又写得“正”;既讲得“深”,又讲得“稳”。也就是说,能够将“持重”与“创新”相结合,兼备“著作”与“教材”的双重面向,正是《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成功的重要原因。[2]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写作与修订的30年,是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日新月异的30年。而在这30年间,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正是这一学科最为主要的领导力量。他们不仅高度关注学科的发展状况,及时总结经验与教训;而且还以其个人的学术实践,直接推动了这一时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发展。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就使得《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的文学史叙述模式成为过去三十年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主流范式,即影响巨大的“《三十年》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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