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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研究

来源:论文联盟  作者:王瑞扬 [字体: ]

文化研究

一、文化研究的时代背景——短20世纪中后期至今
  霍布斯鲍姆从欧洲的20世纪历史经验出发,将20世纪界定为从1914年世界大战爆发至1991年苏东解体为止的、作为“极端的年代”的短20世纪。汪晖受巴迪欧和霍布斯鲍姆的影响,将中国从1911年的辛亥革命至“文革”结束的1976年这65年界定为“短20世纪”。
  “短20世纪”的历史于世界而言,是两次世界大战和长达46年“冷战”的战争时代;于中国而言,是从辛亥革命到文化大革命的革命时代。无论采用哪种界定方式,20世纪都处在人类历史的火山口,不断地颠覆和解构着固有的社会结构、文化心理和价值理念,致力于回应现实挑战的文化研究应运而生。文化研究源起的政治背景是“新左派”(New Left)的兴起。“新左派”从1956年11月苏联镇压匈牙利革命和英法入侵苏伊士运河中看出西方帝国主义与斯大林主义具有相同的暴力与侵略性,尝试寻找二者之外的政治空间探索人类理想社会。随着“冷战”结束,资本主义全球化一统天下,“后冷战”“后殖民”时代的到来,去“革命化”、去“阶级化”的资本主义麻醉术使文化研究将面对更为复杂而艰巨的挑战。
  弗朗西斯·福山曾在《历史之终结与最后一人》中指出,人类的历史将终结在资本主义时代。而无论是福山观点的支持者或是反对者,都承认描绘出“人类末日”的图景相较找出资本主义终结的迹象要容易得多。“历史”一词,正在变得陌生而疏离,世界由两极对立的统一到分散,民族国家的宏大叙事遭到放逐,“历史”前所未有地变形、扭曲、重塑,具有丰富性和批判性的文化研究正是在这种大时代背景中诞生并发展起来的“世界性学术”。
  二、文化研究的发展历程及特征
  从文化研究的兴起来看,二战之后英国商业电视兴起引领大众文化开始崛起,霍加特、威廉斯、汤普森三人成为文化研究的先驱人物。《文化的用途》通过对英国工人阶级的生活的描绘来表明大众文化对个人生活方式的影响。《文化与社会》、《漫长的革命》里给文化三个不同的定义,而把“文化是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引入文化定义,消解了长期以来把文化当作少数人专利的精英意识。
  1964年,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www.LWlm.cOM收集整理中心”(CCCS)的创立,成为第一个正式的“文化研究”机构。“伯明翰学派”的草根身份和成人教育的学历背景,是工人阶级对社会保持批判精神的真实写照,这批深入底层人民生活寻找对策的知识分子聚合起来形成了“新左派”(New Left)试图重新介入现实来夺回失去的话语权,把文化与政治结合起来,这是在知识阶层败退时期坚定发声的左翼群体。
  值得注意的是,文化研究的丰富性并不意味着把社会现实问题都归入文化和经验,这将无形中消解不同阶级之间的文化斗争,而阶级这个核心概念如何在文化研究的发展历程中发挥作用。
  三、从“利维坦”寓言角度看文化研究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里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马克思对历史的深刻洞察告诫人们历史的本来面目是可疑的,不同利益团体、阶层地位对历史的阐释大相径庭,“沉默的大多数”向来是在集体无意识中被塑造成“利维坦式”的怪兽,成为“合谋者”亦或是“帮凶”,鲁迅形容的更贴切,即“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
  对于“利维坦”式怪兽的头颅,马基雅维利《君主论》中把这种“新君主”定义为一种特定的政治形式,旨在完成“提上议事日程”的历史要求。霍布斯的头颅,则是建构在社会契约基础上的集体意志,是大多数人放弃个人的自然权利把它托付给某一个人或一个由多人组成的集体(如议会),这个人或者集体把大家的意志化为一个意志,并使大家服从他的意志和判断,这也是资本主义国家代议制的构想。到了葛兰西则提出了“现代君主”概念,同样是为了完成历史交付的“任务”,即革命和向无阶级社会过渡。葛兰西的“现代君主”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通过工人阶级和被剥削阶级武装起来的人民群众来完成无产阶级革命和建立社会主义。
  文化研究主要研究大众文化,大众文化又是伴随着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方式的出现而产生的一种新文化形态。与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所持的批判态度不同,文化研究者从大众文化(如流行音乐、电影、电视剧)中看到了文化重建的现实。大众文化领域的群体冲突所引发的连锁效应,如阶级、种族、民族、性别等,同时也是意识形态斗争的战场。文化研究对于现存权力网络中的文化制度、产品的分析,向大众呈现出文化如何为同志提供工具和力量,而其指归则是反抗现存的不平等社会制度。批判的立场使文化研究既要接近大众、融入大众文化中,又要适时保持清醒和客观的态度;既要躲避国家机器的围堵,又要审慎对待大众文化的包围和裹挟。
  四、以福柯和阿尔都塞为例
  镇压性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两个概念,是了解大众文化研究中文化与权力关系的切入点。
  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一书中分四个部分来论述权力的性质及其演变历史,进而揭示我们的身体、行为和主体与权力之间的关系。“酷刑”部分,表明国家法律对罪犯的处决总是伴随着肉体的残酷毁灭,统治者试图利用酷刑在民众中散布权力带来的“恐惧”,然而仇恨、不安和感同身受的斗争和反抗使处决向着隐性的压服和规训方向发展。
  不同于福柯,阿尔都塞则强调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重要性。阿尔都塞继承了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论述,所不同的是,阿尔都塞将上层建筑视为一个独立、自主的理论王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国家机器所包括的政府、行政机关、军队、警察、法庭、监狱被视为“镇压性质的国家机器”,是利用暴力实现其功能的工具。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则是宗教、教育、家庭、法律、政治、工会、传播、文化,它们分布在形形色色的领域,尤其是学校和教育领域。以资本主義意识形态包裹起来的各种本领和技能通过学校这一机构被大规模再生产出来,而学校培养出的雇佣知识分子在进入统治阶层后进一步成为职业意识形态家,以道德、美德和对教育的推崇来掩饰学校作为意识形态传播大本营的本质。
  对于文化研究而言,从伯明翰学派的草根出身到风靡世界的“显学”,文化研究所秉承的批判立场和“新左派”的身份指认在很大程度上也被符号化。但是作为对抗资产阶级文化霸权的尝试,对作为“意识培养”机构的传媒的反抗,文化研究试图找到文化与权力的关系和自身批判的政治维度。
  五、结语
  文化研究学者戴锦华曾说过,文化研究的批判立场要求一个文化研究者既不能采取权利和资本的立场,也不能采取流行文化的消费者立场,时时保持警惕并揭示各种意识形态的圈套,使人们从各种压迫性力量的支配下解放出来。而从事文化研究的反抗知识分子多是来自学院内,兼具学术和政治的形式。“他们要在学院以内或以外建立起新的政治关系的形式。”从文化研究的立场和处境角度,似乎可以说文化研究是——“不在场的目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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