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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异时代报告文学的文体位移——关于“中心/边缘”论的辨证省思

来源:  作者:龚举善 [字体: ]

【 内容 提要】
    我们已经走进了以利益分配的多极性、文化观念的多元性、价值选择的多样性和媒体运作的 网络 性为基本特征的趋异 时代 。在文学 艺术 整体性地被边缘化的趋势中,报告文学文体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位移。从宏观的文体生态层面考察,报告文学既没有占据中心位置,也不可能被挤向文体和文化的边缘。辩证地说,报告文学的创作主体、作品本体和读者主体在趋异时代的位移表现及其原因都是复杂的,需要具体 分析 。从 发展 的眼光来看,我们确有必要以平和的心态认真审视“边缘”思维的创新价值,以“文学性”建构为新的出发点,稳步确立最终迈向“中心”的信心和能力。

【关键词】 趋异时代;报告文学;文体位移;中心;边缘

   当我国的改革开放步入纵深并逐渐与全球化轨道接口后,便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利益分配的多极性、文化观念的多元性、价值选择的多样性和媒体运作的网络性。这正是肇始于新时期的趋异时代的显著特征。趋异时代的“多动症”,不仅导致生活主体 社会 身份的变化,而且造成文学格局的新变,促成报告文学的文体位移。此所谓时过境迁,文以代变。
   关于报告文学主流与非主流、中心与边缘的论争,本是一个无法操纵只可裁判的话题,其学理意义也许并没有我们所期许的那样强烈。但是,就在报告文学这种特殊的边缘性文体位移的背后,却蕴涵着社会与文学变迁演进的某些 规律 性启示。这正是报告文学文体位移成为学术 问题 的前提条件,也是本文写作的基本出发点。
   其实,主流与非主流的身份变化或中心与边缘的文体位移,在趋异时代都只能是相对的勘认,没有也不可能有固定不变的衡量尺度。从原点意义上看,任何一种方位上的界定都是以“我”为中心的,因而都会不同程度地存在局限性。如主体中心主义或客体中心主义、作者中心主义或读者中心主义、写作中心主义或消费中心主义、个体中心主义或公共中心主义、效率中心主义或成本中心主义等等。正因为如此,没有中心的边缘或超越了边缘的中心似乎更为适合趋异时代的本性。基于此种认识,本文尝试从相对认识论角度,简要探讨报告文学文体在趋异时代非中非边、亦中亦边的辩证流向。
                                       
                                          中心抑或边缘:位移的三个层面

   报告文学经历了上个世纪80年代的“作家中心”和90年代的“读者崇拜”以后,现已进入新世纪“多主题变奏”或“众声喧哗”的时代。就两大主体和一大本体来看,现时代的报告文学在中心与边缘的位移中有着多向度的复杂表现,而不像持“中心论”或“边缘论”者所认定的那样被单向度地中心化或边缘化了。准确些说,中心与边缘之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描述主体的切入视角——过去的、未来的,现实的、理想的,精英的、民间的,个人的、时代的,东方的、西方的,局部的、整体的,线性的、立体的,封闭的、开放的。而且,从文体 哲学 高度观察,中心可以移向边缘,边缘也可以向中心移动,在某种特定视角下,中心与边缘的位置还可以互相转换。

    一、报告主体由“幕后”移至“前台”
    众所周知,如果说文学创作主体在“文革”那样的特异年代曾经被严重边缘化的话,那么,进入改革开放的趋异时代以来,报告文学作家开始出现从边缘游向中心的迹象。当然,这种位移不是简单的复归,而是 现代 意义上作家主体的积极争取。尽管上个世纪80年代这种争取行为似乎有些过激,但灵魂救赎者的地位提升对于趋异时代来说终归是极其重要的。于是就有了90年代的反思与调整。这种反思是全社会的共同意志,当时的调整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整个作家群体的自觉表现。说到底,作家必须有一个合适的社会位置,既不能压得太低,也不宜捧得过高,否则,既有害于作家本人的进步,也不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
   新世纪大幕拉开以后,作家的社会地位明显受到四重因素的制约:一是 经济 力量的追迫,二是 科技 理性的挤兑,三是世俗娱乐的稀释,四是网络传媒的牵引。受此规定,作家世界的神圣性或不可或缺性遭遇挑战,为文学操心的人少了,关注经典的人群也大幅缩减,大学文学教师不时喟叹——当下学子是一代不如一代了!但是,细心者不难发现,精短的散文仍有人看,长篇小说还有相当的受众,影视作品依旧引人眼球。特别是报告文学的现代复合特征,一下子就把报告文学作家由幕后拉到了前台。这从赵瑜、卢跃刚、徐刚、王宏甲、黄传会、李鸣生、何建明、杨黎光、蒋巍、梅洁等作家显著的社会声誉和强劲的创作势头可见一斑。难怪评论家何西来说,报告文学创作是发展的,在创作中集中了 中国 第一流的智慧,报告文学作家最辛苦,也是最有奉献精神的一支队伍。种种迹象表明,作家方阵中,报告文学家的社会重要性不仅未被削弱,反而在趋异时代被大大增强了。

    二、作品本体的总趋势和“多重边缘化”
   与报告文学作家由幕后走至前台相对应,在文学版图中,报告文学也有从边缘向中心位移的趋势。在两年前召开的“网络时代的报告文学”全国学术研讨会上,资深编审张劲就敏锐指出:“报告文学的最高境界是艺术的批判性和批判的艺术性,批判的力度来自于真诚的力度,而作家的真诚来自对人的关注,来自以人为本的思想,以及鲜明的爱恨、明确的是非、不加掩饰的直率和坚韧、不屈不挠的人格精神。尽管小说的世俗化欲望不同程度地遮蔽着读者的视线,但我坚信,在边缘化时代,报告文学仍然有能力以其平民意识、批判意识、悲悯意识和搭救意识而位居边缘的中心。”[1]这是趋异时代报告文学作品本体位移的总体趋势。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清醒地意识到报告文学作品本体的“多重边缘化”。这种“多重边缘化”,既是报告文体演进过程中的异己力量,也是促进报告文学强劲生长的动力因素。具体说来,在我们这样一个趋异时代,物质主义被空前强调,精神产品确实成了“第二性”的东西,意识形态被经济生活和物质享受整体性地边缘化了。这是其一。其二,在意识形态中,艺术又遭到生存哲学、主流 政治 、 法律 秩序、生命伦理等因素不同程度的限定。其三,在艺术内部,文学样式显然受到来自影视、歌舞和网络的威胁。其四,在文学谱系里,至少小说一直存有蔑视报告文学的嫌疑,报告文学长期以来徘徊在文学文体的边缘地带。这样,报告文学的所谓“边缘化”也就毋庸置疑了。
向中心位移的总体趋势给报告文学以前进的标竿,“多重边缘化”带给我们沉重的危机感和紧迫感。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给趋异时代的报告文学以希望和信心。

     三、读者主体中心与边缘的相对性
    读者接受意义上的“边缘化”主要有两重含义:一是读者接受的被动性,二是阅读视野中大众与平民观念的认同。
   关于读者接受的被动性,总体上说呈弱化趋势。换言之,读者的主动性和选择性正在增强。上个世纪80年代,读者大众沉浸在刚刚打破极左阴霾的兴奋和喜悦之中,一切都是那么新鲜,无论是反思还是清理,宣泄还是建设,都裸露在相对自由的空气之中,人们终于回过神来享受改革春风的轻拂和开放阳光的暖照。在这种情形之下,读者基本上认可创作主体的话语霸权,报告文学作家写什么就看什么,甚至心怀感恩之情。90年代,读者似乎变得挑剔起来。尽管报告文学作家余威尚存,但已经很难掀起大规模的阅读热点,读者的心态渐趋成熟,阅读兴趣也被多元化的消费对象所分散,读什么,怎样读,不再是作家说了算,而是要顾忌读者的口味,也就是评论家们所说初步建立起了“读者市场”。进入新世纪,因生存竞争不断加剧,加上新型传媒的强力渗透,读者愈来愈不把文学阅读当回事,作家和读者的身份也随之变得含混起来。所以有人说,90年代“作家死了”,新的世纪“读者死了”。话虽然不太好听,但至少揭示了这样一种事实——世界很大很精彩,“读书”或“读机”只是万千人生中的一种活法,甚至只是非常业余化的一种消遣。
   作出这样的指认并不代表我们不需要文学阅读,更不意味着可以取消报告文学和报告文学市场。事实可能恰好相反,现今的读者只是拒绝神乎其神、高不可及的文学文本,对于反映大众生活和平民情怀的报告文学倒是多了几分关人关己的念惜与亲近感。亦即说,“社会的转型,传统意义上的英雄观念和‘领地’意识被颠覆,更多的人沦为平民。人们无法回避如下事实:作为社会的一员,每个人都面临跋涉的艰难。面对烦琐的生活境遇和严峻选择,自己丝毫显示不出更多的神圣和优越。于是,平民心态以时代情绪的形式蔓延开来。反映在报告文学中,便是对传统英雄理念的反叛以及对群众创造 历史 这一民间命题的认同与皈依。从文化脉络来看,现代平民意识及写作中的平民路线,可视为‘五四’以来民主与平等观念的延续和推进。”[2]
这是读者的要求, 自然 也应成为作家的追求。邢军纪的平民“守望”在当下的报告文学创作中便很有代表性。他说,“这些年,我把目光一直注视着普通老百姓,就像一个农夫守望田畴,像一个天文学家守望天体,像一个地震工作者观察异常活动的山峦”。[3]从现代性立场出发,边缘化的平民书写反而最为适合当下主流读者的审美需求。

                                           社会转型与观念变异:位移的原因

    造成趋异时代报告文学文体位移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既有转型期客观社会因素的限定,也有趋异时代多元化价值观念的 影响 。

    一、转型时期经济杠杆的强力运作
    在整个社会结构中,经济基础始终主导着上层建筑。趋异时代的经济杠杆作用使得作为审美意识形态的报告文学无法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生长,或者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强势语境推荡和左右着报告文学的写作与接受生态。这是造成趋异时代报告文学文体位移的根本原因。
   其实,经济生活向来都是文学发展的第一决定因素。尽管两者之间不时出现非平衡性,但前者对于后者的影响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考察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便不难发现,除盛唐等极少数时代外,文学从来就没有在社会生活中占据过中心位置,因为它永远属于上层建筑中的意识形态部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不排斥文学艺术的社会参与性能,甚至大力张扬主旋律式的报告文学创作,但经济杠杆原理却总是要求作家和读者屈从于自己的规则。因此,从 理论 上说,经济越发达,市场化的程度越高,文学形态被边缘化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然而,辩证地看,市场经济对于文学艺术的边缘化运作以及文学艺术对于趋异时代人文精神的补偿性能量几乎是同样重要的。高尔基在《读者》中曾经指出,文学的目的是要帮助人了解他自己,提高他的自信心,并且发展他追求真理的意向,和人们身上的庸俗习气作斗争,发现他们身上好的品质,在他们心灵中激发起羞耻、愤怒、勇气,竭力使人们变为强有力的、高尚的、并且能够使人们用美的神圣的精神鼓舞自己的生活。报告文学正是这种具有高尚目的性的文学。我们当然期待着包括报告文学在内的文学形态能够以自己的姿色在社会结构中占有更加突出的位置,但这在以经济为杠杆的现时代暂时可能还是一个容易被人误解的梦想。只有当梦想转换为坚定的具有普适性的责任信念时,我们的精神才会更加殷实,人生才会更加靓丽,文学才会更加富足,社会才会更有前途。

    二、改革背景下国家意识形态的导向作用
   经济生活对于包括报告文学在内的文学意识形态具有优先性的主导作用,但这并不等于说经济是文学发展的最后的、唯一的决定力量。事实上,在影响文学生态的诸多因素中,还有意识形态之间的相互碰撞,如哲学、政治、法律、道德、宗教等对于文学或隐或显的影响。其中,政治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对于文学特别是报告文学的影响最大也最为直接。究其实,报告文学之所以为读者大众所必需,原因之一就是它可以满足民众寄予政治的另一种期待,即以一种特别现实、特别强烈的文学方式伸张正气,抵制邪恶,参与社会的监督和管理。但政治与报告文学同属意识形态,只不过前者是权力型社会意识形态,后者是干预型审美意识形态,二者相互影响,并共同作用于社会的经济基础,而不是简单的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正因为如此,它常常打破文学和经济杠杆之间的线性平衡状态。与此相关,报告文学既依赖于国家意识形态的导向作用又往往超越了某些暂时的政治功利。当国家意识形态的规范功能大于或超过经济推力时,报告文学或中心或边缘的文体方位便会产生波动,其波动的结果就是走向两个极端:异常中心化和极端边缘化。所以报告文学作家杨守松说,“中国的报告文学之所以成气候,主要是由于中国的国情所决定的。在新闻自由‘千呼万唤’而‘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情况下,报告文学是最恰当也是最‘自由’的表现形式。”[4]
   人们在创造奇迹时,很难回绝历史提供给我们的既成条件。报告文学的兴旺发达,自然离不开宽容和谐的现实写作环境。因此,清醒的报告文学作家总是十分珍惜开明的国家意识形态,这与国家“政治文明”的谋求一脉相承。我们反对脱离国家意识形态规约的欲望表达,也不赞成“两个极端”式的异态文学写作,我们提倡既符合历史潮流又尊重艺术本性的报告文学创作。同时,我们希望并相信,报告文学同样可以甚至能够比其他文体更好地承载国家意识形态和审美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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