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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法学者看《西厢记》的喜与悲

来源:论文联盟  作者:杨欣 [字体: ]

法学者看《西厢记》的喜与悲

 《西厢记》作为中国古典戏曲文学的代表,以优美的文辞、生动的故事情节和丰富的人物形象被称为“天下夺魁”、“古戏之首”,具有十分重要的艺术价值。问世几百年来,受到文人的重视和读者观众的喜爱。不仅如此,《西厢记》在国外更是广受关注。在欧洲,《西厢记》由法国学者最早译介,并在法国学界具有较大的影响和较高的评价。 
  在译介《西厢记》时,法国学者均将其定位为喜剧。法国汉学家巴赞(Antoine Bazin)在《中国戏剧选》中提及《西厢记》,并称其为“喜剧”;他在《元朝的时代》(Le siècle des Yuên)中进一步介绍了这部作品:“《西厢记》是一部优美的作品,是中国抒情诗歌的代表作。”[1]“从来没有一部作品在中国取得如此真实和辉煌的成功。它的美在于优雅的语言、生动的对话及和谐的诗韵,后者是所有评论皆承认的。”[2]儒莲(Stanislas Julien)在其所作《平山冷燕》(Les deux jeunes filles lettrées)译文前言中提及,他翻译的《西厢记》为十六折喜剧,是中国戏剧的杰作。“这部优美作品高贵、感人的抒情咏叹,时而表达了忧郁的怨叹,时而表达了热烈的情感,贯穿着诗歌的美感,在中国享有盛誉,是五百年来最受人喜爱的浪漫词曲。”[3]瑞士汉学家Franois TURRETTINI在儒莲的日内瓦译本序中,也很自然地将《西厢记》定位为“十六折喜剧”。莫朗(Soulié de Morant)在《中国文学评论》(Essai sur la littérature chinoise,1924)中认为《西厢记》是一部“风格高雅、富有诗意,感情表达细腻,但情节过于简单”的著名“喜剧”,并翻译了一折译文。 
  由此看出,法国汉学家在译介《西厢记》时均将其定位为喜剧(comédie),或者在正剧或戏剧(drame)之后,进一步定位为喜剧,这与中国学界的观点基本一致。但中国学者存在不同的观点和声音。对于《西厢记》的看法,中法学者有哪些相同与不同呢?这些异同有哪些内在的原因?哪些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呢? 
  一 
  不少中国现当代学者分析《西厢记》时,参考外国戏剧理论,将《西厢记》划定为喜剧,并对其喜剧效果进行分析。例如王季思先生于1982年主编了《中国十大古典悲剧集》和《中国十大古典喜剧集》,并就中国古典悲剧、喜剧作了系统的理论分析,其中就包括王实甫的《西厢记》。另外,也有学者持相反的观点,认为《西厢记》虽然情节诙谐幽默,但其中的悲剧成分也十分明显。例如,《论<西厢记>中喜剧因素的悲剧性》[4]一文认为,《西厢记》始终体现着悲剧性,作者为迎合观众和读者对大团圆结局的心理期待,便使用喜剧的手法冲淡了悲剧氛围,不能称之为严格意义上的喜剧。 
  王季思先生在1990年发表的《悲喜相乘》一文中表明:“一个剧本之为悲剧、喜剧,或悲喜剧,同它的结局关系最大”。“《西厢记》如果结束于长亭分手,就是一部以生离为结局的悲剧。”[5]蒋星煜先生后来撰文就此提出异议:“区别悲剧或喜剧不是单单从结局来考察的,全剧的情节发展、人物性格的因素至关重要,决不比结局如何为小也。”[6]他认为《长亭送别》冲淡了之前的喜剧化效果,不能认为《西厢记》是一部典型的喜剧。冰心先生在《中西戏剧比较》中提到,“西厢记自惊梦以后,我就不承认是西厢,即就是惊梦以前而言,也够不上说是悲剧。”[7]“悲剧必是描写心灵的冲突,必有悲剧的发动力,这个发动力,是悲剧“主人翁”心理冲突的一种方法。……因为悲剧必有心灵的冲突,必是自己的意志,所以悲剧里的主人翁,必定是为英雄。”[8]从冰心先生的表述来看,她认为真正的《西厢记》应该到惊梦为止,而惊梦之前的《西厢记》也不能称作悲剧。对喜剧的部分并未提及。但是,冰心先生谈及西厢与悲剧时,侧重对西方古典悲剧认可,客观上是用西方的悲剧理论标准来衡量中国古典戏曲文学,没有从中国古典戏曲文学的独特特点上来看《西厢记》。 
  而耐人寻味的是,十九、二十世纪法国汉学界译介《西厢记》时,底本均是金圣叹批本,译文仅有十六折,即到惊梦为止。即便如此,法国汉学家仍然称其为喜剧。这说明,法国汉学家与王季思先生的看法相悖,不以剧本之结局来判定它的悲、喜剧性质。 
  此外,大巴赞在将《西厢记》划分为喜剧之余,还对元杂剧进行过细致地描述和介绍。巴赞认为,“杂剧”这一概念与“戏剧”(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www.LWlm.COM收集整理drame)相比更接近“喜剧”(comédie),因为很多作者将喜剧搬上了诗意的舞台,并使之适合戏曲表演。在通读《元曲选》的作品后,他将中国戏剧分为七部分,其中包括性格喜剧(comédie de caractère)和情节喜剧(comédie d’intrigue)。他认为,中国的情节喜剧比性格喜剧更多也更简单,并对性格喜剧十分欣赏。“在中国,戏剧用于道德教化,相比情节喜剧,性格喜剧更能压制疯狂、改正恶习。”[9]“主角的任何小的动作都会引人发笑,引起注意。”[10]该喜剧主要表现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例如神童、佛徒、守财奴等,他们都具有各自明显的特征。巴赞认为,情节喜剧更为简单,但其中的笑料并不精细,情节冗长,但“欧洲读者更被其中展现的社会风俗吸引,而中国观众则喜欢其中奇特的遭遇和促成情节发展的各种事件,特别是一些不可思议的情节”。[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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