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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以现代化为科技哲学新学术生长点的合理性

来源:论文联盟  作者:马科伟 [字体: ]

探究以现代化为科技哲学新学术生长点的合理性

人类的实践活动正以空前的广度和深度开展着,既为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创造出了一个体现真善美的人化世界,同时也塑造出一个充斥假恶丑的非人态化、异化的世界:一方面产生了前所未有的积极效应,另一方面也产生了史无前例的负面效应,实践合理性问题被提上日程。实践合理性问题的要害并不在实践本身,当代人类实践过程中遇到的困境和危机,实质上是人自身的一种危机,是人的文化的危机。
  一、挖掘科技哲学新学术生长点的迫切性
  “学科构成了话语生产的一个控制体系,它通过同一性的作用来设置其边界,而在这种同一性中,规则被永久性地恢复了活动”。米歇尔·福柯(Miche Foucault)的这种认识,为过去各学科逐渐式微的逻辑提供了支持。但现在的事实是,一方面,可接受的研究对象的范围不断扩大,各学科变得越来越不纯粹,要在各学科间划出泾渭分明的边界线也变得越加困难;另一方面,由于学科的划分具有挖掘、疏导学术能量的功能,也有助于研究的系统化和技能的专门化,这使人们并不指望彻底废除学科界线。学科独立存在权利的基础,是最大化、最优化地发挥学科的作用。而若使学科作用最大化与最优化,又必须围绕学科界线的有效性达成一定程度的共识。因此,以时代变迁为楔入点挖掘新学术生长点并由此进行学科的重构也就势所必然。
  回眸以往,社会科学各学科的重构林林总总。虽然灵活性和凝聚力不同的各学科,其所承受的压力也互有不同,但相比之下,具有很强包容性、交叉性和边缘性的科技哲学,面临着更加严峻的挑战。其实,于光远提出的“重振雄风”的口号,已经让人听出了“重构科技哲学既迫切又艰巨”的弦外之音,而且我国学界重构科技哲学的努力也在事实上呈现出“一跨三多”(跨学科研究及理论、内容和方法的多元化)的趋势。
  认识上,有人认为用科技哲学取代自然辩证法,缩小了自然辩证法的生存和发展空间;有人接受科技哲学说法,但对其内涵和外延作出不同理解;有人强调科技哲学与恩格斯建立的自然辩证法之间既一脉相承又有重要发展,“科技哲学是自然辩证法的当代形态”。操作上,在我国学位授予的学科目录中,“自然辩证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www.LWLm.coM收集整理法”已被更名为“科技哲学”(自然辩证法);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已采纳《科学技术哲学》称谓;《自然辩证法研究》和《自然辩证法通讯》仍沿用旧称,但分别标示不同的选题方向,如《自然辩证法研究》标示的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和科技与社会。
  体例上,突破“自然观、科技观、科技方法论”的传统模式,在宏观拓展和微观深入原则下,推出许多探索性新思路,主要有二分法———具有稳定性和不可替代性的内核学科(自然哲学、科技哲学、科技史、科技社会学等)与具有可塑性和可变性的外缘学科(科技管理学、科技政策学、科技法学、科技伦理学、科技政治学等);新三块———历史导言(科学技术和哲学发展的辩证法)、科学哲学(认识自然的辩证法)和技术哲学(改造自然的辩证法);四段型———“科学与科学发现、技术与技术开发、科技成果转化与技术创新、科技与社会”或“自然观、科学观、技术观、科技社会观”;五层式。自然哲学、科技哲学、科技与社会、人本哲学(人的辩证法)和自然科学研究哲学(自然科学研究的辩证法)。争论的存在,说明学者对科技哲学的认识还处于反思与重构进行时的躁动状态,这不仅折射出寻找新生长点的学术需求与学术欲望,同时也构成一股催生重构科技哲学的学术潮流的合力。潮流的奔涌,需要溪流的不断注入,现代化便是科技哲学重构大潮中的一股溪流。
  二、现代化是科技哲学固有内涵的必然外延
  首先,现代化的缘起与科学发展密切相关。作为完整的历史变迁,现代化不是近百年才有的。2003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集体学习的专题之一,是“15世纪以来世界主要国家发展历史考察”。所以选择这个时段,是因为现代化的序幕可以追溯至15世纪前后的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的现代化意义,可以借用韦伯(M.Weber)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和默顿(R.K.Merton)在《17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中提出的不朽的“韦伯-默顿命题”加以说明,即新教伦理以“预定论”激发了人们建立月下天堂的渴望,以“对魔力的反对为其与新科学的自然联合铺平了道路”,并“使科学获得了相当的合理性”。新教伦理的基本特征是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精妙结合,而这种结合恰恰体现了现代科学精神的本质,因此“新教主义价值观和新的自然科学之间存在某种一致性”。与宗教改革一样,文艺复兴也肯定人力的伟大和现世人生的意义,也使人由诉求来世拯救转向追求现实幸福。文艺复兴的成就,不仅局限于通过但丁、彼得拉克、薄伽丘、达·芬奇、米开朗基罗和拉斐尔等大师的文学艺术作品所体现的“人的发现”,而且还包括由科学家(哥白尼、布鲁诺、开普勒、伽利略、维萨里、哈维等)和哲学家(培根、笛卡儿等)共同完成的“世界的发现”。
  其次,现代化的演进以技术革命为动力。从世界范围看,英国作为人类第一次技术革命的中心,其现代化具有首创性、渐进性、自发性和自足性。许多重要的技术突破和新机器的问世,都由英国人基于英国社会内在自生并孕育成长的现代化原动力加以发明创造。如同新航路的开辟发现了一个地理意义上的新大陆一样,技术革命也由于召唤出巨大的生产力而在西欧创造了一个经济学意义上的“新大陆”。
  作为物化的知识力量,技术革命的种种技术成果,不仅是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是现代化得以顺利进行的动力。技术革命在现代化中的关键性地位,决定了没有技术革命的现代化不是完整意义上的现代化。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与发生在英国现代化之前的包括俄国彼得大帝改革、奥地利玛利亚·特利莎改革和普鲁士弗里德里希大帝改革的“强制性现代化”,都因与技术革命无关而不能被定性为原发型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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