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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教育公平视角的中国职业教育制度分析

来源:论文联盟  作者:张社宇 [字体: ]

基于教育公平视角的中国职业教育制度分析

为了做好教育部社科研究规划基金项目“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职业教育政策效度研究”的课题研究工作,我们不仅对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职业教育政策进行了认真细致的梳理,还对每年的职业教育发展变化情况与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的相关数据进行了详细的统计。经过初步分析,我们发现,虽然政策对职业教育事业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但相对而言,制度的影响则可能更为直接、更为深刻。以制度为基础进行政策研究,一方面可以更透彻地对政策进行分析,另一方面则可以使政策研究更具生命气息。因此,为了拓展研究的视野,探求多变政策背后的制度根源,我们将思考的视角从政策研究转向了制度研究。由于我们是在“十五”期间完成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平等视野下的职业教育制度创新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的继续研究,所以本项研究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一、公平性视角
  职普不平等是职业教育公平问题的核心,职业教育的一系列公平问题都是由此引发的。科学是规律的呈现形式,技术是科学的开显手段,技能是技术的实现方式,并由此催生了普通学术教育与职业教育。科学是学术教育的基础,与普通学术教育相对应;技术和技能是应用型教育的基础,与职业教育相对应。职普不平等问题之所以长期存在,我们认为科学与技术的不平等是其根本原因,即作为职业教育理论基础的技术出现了价值的“旁落”,导致了职业教育地位的“失落”。虽然我国有令世界惊叹的四大发明,但由于我国传统文化中“重道轻器”“重学轻术”的思维惯性,使得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不平等这一问题有了深厚的文化根基。在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科学以其强大的威力,为我国政治地位的提升和综合国力的增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国人为之自豪和骄傲。而技术作为科学的“幕后力量”,一直在默默无闻地为科学、为人类奉献着。“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古训导致我国的职业教育一直是“低层次”“边缘化”的代名词。诚然,没有科学的支撑,技术就没有进步的基础。但同样也可以说,没有技术的支撑,就难有科学的快速繁荣。正是由于技术的不断革新,才使科学变革的步伐不断加速。“神十上天”“蛟龙下海”是科学的杰作,但是谁又能否认技术的力量呢?非常幸运的是,2014年笔者在澳大利亚访学期间,聆听了诺贝尔奖获得者、天文物理学家布莱恩·保罗·施密特先生的演讲。他在分析自己成功的因素时专门点明了技术的重大作用。他认为,如果没有技术的进步,就不可能有他今天的成就。技术应该具有与科学同等的价值,相应的,职业教育应该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的地位。因此,本书立足于科学与技术平等的视角,分析和审视影响职业教育发展的理论和制度根源,凸显科学与技术平等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为职业教育公平奠定理论基础。我们坚信,随着经济和社会的不断发展,技术与科学并肩携手、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并驾齐驱的那一天终会来临。
  二、批判性思维
  如果说科学与技术的不平等是一种深层次的社会和文化现象,由此导致的职业教育吸引力不足我们暂时无力改进,那么表现于我们的教育,尤其是职业教育政策与制度设计上的不公平,我们则难辞其咎。我们的不少职业教育政策或制度的设计不是缘于职业教育规律,而是依赖于个人意志或者外在的现实需要,我国高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www.LWlm.com收集整理等职业教育政策的发展历程就是最典型的证明。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政策集中表现为教育部1994年的“三改一补”、1998年的“三多一改”、1999年的“三不一主”、2000年的高职院校审批权下放,直到后来的学制改革和1年实践期等。从表面上看,这些政策都是为了促进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但是在表象之下均暗含了限制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歧视性政策,表现出了动机与目的的背离,在起点、过程和结果上均出现了明显的不公平现象。实质上,高等职业教育的核心价值不仅仅在于其高技能人才或技术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数量和质量,更重要的是其在技术、技能型人才成长规律的研究中发挥的“基地作用”以及在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中发挥的“引领作用”,高等职业教育绝非是低层次高等教育的“代名词”。
  此外,我国职业教育发展中存在着价值取向方面的“社会本位”与“个体本位”的冲突、职业教育发展策略的区域性悖论以及强烈的“规模情结”、对口升学的工具性利用等,都在一定程度上有悖于职业教育规律。正是由于本项研究缘于我们对职业教育问题的分析,所以难免带有批判性思维。但批判不是目的,批判的最终目的在于促成新的建构,期待我国的职业教育在新的建构中日臻完善、科学。
  需要说明的是,这部分内容可能由于一定的主观感情色彩而影响了客观效果:一是我们所批评的问题主要是“过去式”的具体政策问题,并非制度本身,因此容易引发歧义和追问;二是只分析了“问题”,没有呈现出当前党和国家在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方面所做出的卓有成效的努力,容易引发读者的排斥甚至反感而难有共鸣和深思,存在一定程度的正能量不足的遗憾。考虑再三后之所以保留下来,是想在轰轰烈烈的职业教育改革实践中引发一些“冷思考”意识。
  三、社会学范式
  职业教育是社会性最强的教育类型,职业教育脱离社会就等于脱离了赖以生存的土壤。“得之则生,弗得则死”,正是职业教育与社会关系的最适切反映。因此,本书所谈的职业教育,是生动的社会实践中的职业教育。我们在分析职业教育问题时,尽量从更广阔、生动的社会实践中寻找其产生、存在和发展的根源。比如,“我国职业教育吸引力不足的宏观制度分析”这部分内容,就是针对外在宏观社会制度对职业教育的影响而展开的思考。这些虽然不是职业教育自身的问题,但却是社会问题在职业教育领域的深刻反映。此外,透过现象看本质是哲学教给我们的一个重要的方法论,那么职业教育吸引力不足的表象下到底隐藏了什么样的本质呢?原来一直归罪于我国传承千年的儒家文化,所以将转变观念作为发展职业教育的先导;后来又归因于体制机制的制约,遂将体制机制改革作为关键;再后来又归咎于体系的断裂,将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作为抓手。此外,还采取了诸如中职生奖助学金政策、免费学习政策等等。但是,这一系列改革均未有效解决职业教育吸引力不足的问题。
  西方发达国家虽然有成熟、先进的职业教育发展模式和办学经验,但也同样存在不同程度的职业教育吸引力不足问题。也就是说,职业教育吸引力不足是一个跨越时空的全球性难题。因此,从跨文化的观念层面和体制机制层面难以寻找到合适的答案。学习西方社会学理论后我们豁然开朗,我们认为社会学领域的“劳动力市场分割”“场域”“惯习”“资本”“象征性符号”“符应原则”“符码理论”等,是解释职业教育吸引力不足问题的最有效工具。这些理论通过分析社会分层与社会变迁中的关键元素、关键手段和关键环节,揭示了职业教育具有先天性的边缘化特质。因此,增强职业教育吸引力不是一次职业教育改革就能解决的问题,而必须进行一场全方位的制度变革。这些理论虽然植根于西方社会的土壤,但对我国的教育改革不无借鉴意义。我们将这些社会学理论作为本课题的研究基础,单列为一个部分,试图通过引入西方社会学理论,为未来我国职业教育更深层面的改革提供更宽广的视野。但由于我们已有的知识体系中缺少相关的社会学知识,所以我们只是对这些社会学理论和观点进行了“拿来主义”甚至是“对号入座式”的借鉴,不完善、不准确甚至不科学的现象在所难免。此外,我们还使用了实证的方法。让实证结论说话是我们在思考和写作时一直坚持和努力的方向,比如职业教育主体的公平问题、职业教育资源配置的公平问题等,都是用实证方法进行的研究。总之,该项研究中对职业教育的研究不仅立足于社会现象,分析职业教育的社会问题以及社会问题在职业教育领域的表现,而且立足于社会学理论,使用了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因此,“社会学范式”也是本项研究的特征之一。
  我们的研究力争通过对职业教育内部和外部制度的公平性分析,为我国职业教育问题的解决和未来的发展寻求更广阔的视野。但是愿望的达成需要水平和能力的支撑,由于我们水平有限、能力不足,许多地方我们自己尚难尽意。而且,对政策与制度二者的关系还没有进行深入研究,对制度的分析仅从现象人手,对查摆的问题未能提出有效的应对措施。特别是我们虽具有社会学分析的愿望,但社会学知识欠缺;虽然具有为职业教育公平鼓与呼的热情,但对现实的判断与把握又不够准确,甚至有失偏颇,凡此种种,不一而是。所以,我们决定把想法和感受写出来。研究成果中诸多不完善、不准确的地方,有些将在下一步的政策研究中加以弥补,有些则有待在未来的研究中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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