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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前半叶英国的两个官方报告对英国中国学研究的推动和转向作用

来源:论文联盟  作者:梁家敏 [字体: ]

20世纪前半叶英国的两个官方报告对英国中国学研究的推动和转向作用

英国人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始自17世纪。“牛津才子”托马斯·海德成为英国首位从事汉学研究的学者。但是此后很长一段时期内,英国的汉学研究后继乏人。直到20世纪初期,英国的中国研究因为种种原因一直落后于法国和德国。1909年,英国官方成立了由雷伊主持的委员会,对当时英国的中国研究情况进行调查并发布报告,报告促成了伦敦大学东方研究学院的成立。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至20世纪90年代,五份关于中国学在英国的发展状况的官方报论文联盟www.LWlM.com发表,其中《雷伊报告》和《斯卡伯勒报告》于20世纪前半叶在英国发表。除具有汉学或中国学研究传统的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和伦敦大学三所大学以外,英国政府为中国学研究领域增加了专项资金资助。在上述三所大学以及其他大学中,有关中国研究的师资数量增加,相关中国学课程的设置增多,中文图书资料增加,中国学研究机构建立。这一切均显示出这两份官方报告的推动作用。
  自18世纪中叶以来,英国凭借其东印度公司在中国广州的贸易经营活动,极大地改善和发展了英中之间的贸易状况。然而,因为当时大清帝国实行闭关锁国政策,所以无论是1793年英国马戛尔尼使团的访问,还是1816年阿美士德使团的访华,均以失败而告终,这使英国政府难以实现与大清帝国建立正式通商关系的目标。时至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爆发,英国,这个早在18世纪后半叶即已完成产业革命,到19世纪中叶已经成为世界头号资本主义强国的欧洲国家,靠着坚船利炮敲开了当时中华帝国紧闭的国门。此后,大批英国人踏上中国的土地,并由于各自在中国所从事的职业的需要,开始从不同侧面接触中国民众,其中不乏撰文描述其种种在华见闻和游记故事者。令人遗憾的是,“这些游记故事大多非常平淡无奇,其中充斥着明显的错误,夸夸其谈,甚至是荒诞透顶”。由于当时英国对中华帝国而言是战胜者一方,很多撰文写作的英国人缺乏公平、公正、平和的心态,因此他们笔下的中国和中国人有失历史的真实也就不足为怪了。
  尽管如此,在著书阐述中国印象、中国事物的英国人中,也不乏用真实的笔触描写中国者,如苏格兰人罗伯特·福钧,他是个园艺家,从1843年起接受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委派来到中国学习种茶技艺。他懂汉语,并久居中国,其足迹踏遍中国内地。他所撰写的四部著作向西方世界介绍了不为人知的中国内地的真实情况。他的四部著述曾被全部译成法文,并在欧洲大陆产生了影响。诚然,在19世纪英国的中国研究领域,既有理雅各这位“英国汉学界的玄奘”,也有外交官出身的威妥玛。理雅各全面译介中国的四书五经,其译本有序论及注释,体例完备,是西方汉学界全面译介中国四书五经之第一人。威妥玛创建的威氏汉字拼音法,曾在西方国家广为通用。在英国的中国研究人员中,更不乏伟烈亚力这样传教士出身的汉学家,他的《汉学文献提要》曾是另一位英国汉学家翟理思所著《中国文学史》的重要参考依据。伟烈亚力也曾为《前汉书·西域传》作注释。
  虽然在英国的中国研究领域中也有不少汉学大家出现,但是不可忽略的事实是:早期英国的中国研究或汉学研究是伴随着英国的对华传教、贸易以及外交活动而出现的。尽管17世纪至18世纪,英国的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和大英博物馆已有中文藏书,但是在英国本土,既无正规汉语教学,又无研究中国问题的正式机构。直到19世纪后,由伦敦布道会及东印度公司发起组织,才最终促成在英国本土出现最初的汉语教学。1823年,大不列颠爱尔兰皇家亚洲学会成立。研究表明,这是英国第一个研究亚洲的学术机构。不过直到20世纪初,英国的东方语言教学仍旧落后于法国、德国等一些欧洲大陆国家。
  1908年,英国成立了由雷伊(Lord Reay)主持的委员会,负责调查伦敦有关东方学研究的情况。。该委员会是由英国官方成立的第一个对英国的中国学发展有影响的委员会。1909年,该委员会公布了相关调查研究结果并发布报告,报告指出:“在大多数重要大陆(即欧洲大陆)国家都成立了政府资助的教授现代东方语言的学院,而在英格兰只有少数几所大学和学会提供的语言学习机构。为满足那些即将到东方和非洲就职的人员接受适当的语言教学的迫切需要,英国应在大学学院和国王学院现有的东方语言教学中心的基础上建立一所东方研究学院;该学院应隶属于伦敦大学,其规模要超过任何其他国家的东方研究学院。”在这份报告的推动下,伦敦大学东方研究学院(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于1916年成立。1938年该学院易名为亚洲与非洲研究学院,简称为亚非学院(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Studies,缩略语为SOAS)。这为今后英国的中国学研究的发展奠定了组织基础。
  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是一个兼研究与教育为一体的机构,其成立“为英国汉学家聚在一起进行长期的集体的工作创造了最为根本的条件”。1917年亚非学院正式开学。亚非学院的课程设置,最初秉承英国人一贯的作风,即注重实用,着眼于国家的商业利益的需要,因此对中国古典文化的研究虽然占一定的比例,但主要还是从商业实用性出发,其目的在于“为帝国边远各地培养既能经商又有行政才能的官员”。到20世纪30年代,这个学院意识到:“文明的人类的未来主要决定于亚洲和非洲的人民,这三洲再也不能继续彼此隔绝了,昔日遥远的人们正在国际政治和商业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我们再也不能对正在东方和非洲发生的事件视而不见。”
  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在早期的中国文化以及中国近代文学的研究领域曾经占据领先地位。该学院的两份刊物《中国季刊》和《亚非学院简报》,是英国汉学研究的重要刊物。《中国季刊》在当今世界仍然是刊登近代中国学研究成果的最主要刊物之一。学院本身也是“英国惟一专门进行亚洲和非洲研究的高等教育机构”。
  1947年由斯卡伯勒伯爵(the Earl of scar-borough)领导的东方、斯拉夫、东欧和非洲研究委员会(Inter-departmental Commission of En-quiry on Oriental,Slavonic,East European andAfrican Studies)对英国相关领域的研究情况进行了调查并发布报告。该报告系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由英国官方发表的第一份关于中国学发展的报告,被称为《斯卡伯勒报告》(TheScarborough Report)。该报告指出英国一些大学缺少教授中国历史、建筑、法律或文学的专业教师,并提出拨款资助东方学和斯拉夫研究的建议。报告发布后,英国政府于1947年至1952年间划拨专款资助英国东方学和斯拉夫研究,从事有关中国问题研究的学者可以借助专款资助到东亚进行为期几个月或一年的学术访问;由于有专项经费的支持,英国大学开始聘用母语为汉语的教师到大学从事中文以及其他课程的教学;在设置东方学及中国学研究相关院系的大学,更多地购置了有关中国学的图书资料,中国学研究的物质资源有了一定的保障。
  此后,英国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和伦敦大学三所著名大学在《斯卡伯勒报告》的推动下,在中国学研究方面取得了新的进展。英国剑桥大学开始关注汉语教学与中国文化研究,并且在实际研究工作中力求中国古汉语教学与现代汉语教学之间在财力投入和学术力量投入方面达到平衡。例如,从事中国学研究的教师职位由原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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