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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黑板证据法学”迈向“实战证据法学”

来源:论文联盟  作者:余辉胜 [字体: ]

从“黑板证据法学”迈向“实战证据法学”

经济学家科斯曾把西方20世纪初主流经济学称之为“黑板经济学”,这种经济学只注重抽象的演算,忽视现实的经济现象。作为一名检察官,在阅读法学著作时特别是对应用性强的刑事证据法学著作常有此感。值到偶读到了陈瑞华教授所著的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刑事证据法学》,眼前一亮。本书将证据立法、司法解释、理论解读三方融会贯通,并引进大量实务案例,实战性很强。在我看来,这是从“黑板证据法学”迈向“实战证据法学”的一本有真正中国味的刑事证据法学著作。溺水三千取一瓢饮,下面谈谈阅读此书两点收获。
  一、共鸣之:认真对待实物证据的鉴真
  不少人有这样一种阅读经验,即当你在读一本书时,常发现作者恰如其分、精准地将你所思所想但又不知如何准确表达的想法说出来了,描述出来了,你常会拍手叫绝,甚至有相见很晚感觉。这就是阅读中的一种共鸣状态。在本书中就找到了我这种久违的感觉,那就是第九章“实物证据的鉴真”这一专章。
  “鉴真”对很多法律人来说是个较陌生的概念。在作者看来,鉴真是一种旨在对实物证据(如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证据等)的真实性、同一性加以验证的鉴别手段和方法。根据所要鉴别的实物证据的不同,它有两个相对独立的含义:其一是证明法庭上出示、宣读、播放的某一实物证据,与举证方“所声称的那份实物证据”是一致的。此定义对于物证和书证的鉴真是较为贴切的,旨在证明法庭上出现的实物证据,作为一种物质载体,没有被伪造或者变造,与举证方所诉称的实物证据是同一份。其二是证明法庭上所出示、宣读、播放的实物证据的内容,如实记录了实物证据的本来面目,反映了实物证据的真实情况。此定义则对视听资料、电子证据适用,旨在证明此实物证据所记载的文字、图表、声音、画像没有发生失真的情况,真实记录了某一物体、场所、谈话、活动的情况。简言之,即前一种鉴真视为一种“对证据载体真实性的鉴别”;后一种鉴真就属于一种“对证据内容真实性的鉴别”。为此,在作者认为鉴真方法上亦存在着两种基本方法:一是“独特性的确认”;二是“保管链条的证明”。前一种方法主要适用于对特定物的鉴真。通常由证人通过当庭提供证言,对该物证与原来所看到的物证的同一性做出确定的证明。“保管链条的证明”主要适用于物证为种类物的情形,是指从该物证被提取之后直到法庭出示它的整个期间,所有持有、接触、处置、保管过该项物证的人,都要就其真实性和同一性提供令人信服的证言,以便证明该项证据在此期间得到了妥善的保管,其真实性不容置疑。
  显然,中国司法实务界都认识到司法鉴定的重要性,但在作者看来,鉴真比鉴定更重要。如果没有鉴真作前提保证,司法鉴定其实是没有意义的。例如,在一次针对实物证据的司法鉴定程序启动之前,如果司法人员无法提交鉴定的实物证据来源可靠、提取合法,其持有、接触、处置、保管过该项物证每一环节,无法以令人信服地证明该证据在其经手期间得到了妥善保管和保管完善,接下来进行的鉴定实际上就会失去意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www.LWlm.cOM收集整理义。司法实务中为了揭示某实物证据的证明力,“鉴真”方法成为“鉴定”基本的前提条件。行文至此,可能不少人会想起著名世纪大审--美国辛普森杀妻案所争议的情节来。此案之所以最后判无罪,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即本案证据的“鉴真”出现了问题:1994年6月13日负责侦办本案刑警范耐特从负责抽取血液样本的护士塔诺?派拉提斯那里取得了辛普森血液样本一试管,范耐特并没有立即送将辛普森的血样到血液鉴定中心的皮柏科技中心或者帕克中心去贮存并进行分析,而是带在身上将近三小时。最后导致这一持有接触血液样本的保管环节无法得到“鉴真”。保管链条的瑕疵引起陪审团疑点,最终使得他们不能排除心证中合理怀疑,导致该案无罪判决。司法实践中,由于侦查人员缺乏证据鉴真意识所发生的误用实物证据的问题,已经在不少刑事案件中纷纷出现,有时甚至导致严重的错案和冤案。如云南杜培武冤案就也有此类鉴真问题。
  面对司法实践中普遍出现的问题,这一次率先作出回应的居然是司法实务界。“两高三部”经过广泛深入调查研究,于2010年6月以司法解释的形式联合制定了“两个证据规定”。在《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中,首次全面系统规定了对包括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等在内的实物证据的来源、收集过程、保管链条及其真实性鉴别加以证明的硬性要求,并对那些违反鉴真程序的实物证据,并经过审查和鉴定仍然无法确定真伪,或者在制作、取得的时间、地点、方式等方面存有异议,无法得到合理解释或必要证明的实物证据,法院不得将其作为定案根据的强制性的排除规则。这一司法解释成果后在2012年修订《刑事诉讼法》及配套的司法解释中得到了肯定与巩固。当立法和司法解释对实物证据的鉴真问题已确立多项规则,然而反观我们的法学界对“鉴真”问题的研究还停留在翻译、介绍英美相关证据规则的水平上。有理論落后于实践嫌疑,我们的法学界有责任对实物证据的鉴真问题做出必要的理论回应与立法归纳以及学科普及。很高兴,看到陈教授在此书中开辟专章加以讨论,这也显示出陈教授的学术敏锐性和学术实践性。正是基于此,引起了笔者共鸣。鉴真这一看似不引入注意的问题,在司法实践中已呈现出令入不可忽视的隐患。尽管书中论述鉴真的专章篇幅不长,但它还从鉴真的概述、性质、方法、诉讼功能等角度加以系统认识,让每一个阅读此书的读者,对鉴真这一刑事证据规则加以熟悉和重视。并且在撰写此书评的过程,恰好“两高一部”于2016年9月出台了《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收集提取和审查判断电子数据若干问题的规定》。该《规定》大部分条文都是对电子数据的收集、固定、提取、保管、移送等环节如何“鉴真”程序予以规范。如何认真地对待“鉴真”,是每一个法律人必须思考的问题。
  二、体悟践行之:何谓我们的有罪证明标准?
  体悟践行之,在我看来,这是读书的最高境界,正如明代王阳明提倡知行合一理念,知而不行非真知,行而不知终非行,真知必行行必知,并在知行互动中省察体悟、归纳总结与提高,然后又将其运用到具体实践中。刑事证据法学作为一门应用性学科,学习它,必须要运用其理论解决实践问题。在我看来,作为《刑事证据法学》的学习,最需要体悟践行之的,应是刑事证据法学讨论的核心问题—有罪判决的证据标准问题,这也是证据规则最终落足的内核。然而证明标准作为证据学中最难以言说清楚也急需体悟省察、司法实践检验的问题,陈瑞华教授又给我们怎样启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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