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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省直管县”体制下城镇化发展的财政支持研究

来源:论文联盟  作者: [字体: ]

陕西省“省直管县”体制下城镇化发展财政支持研究

  2002年以来,中国经济社会政策导向进入统筹城乡发展的时代,城镇化不仅作为统筹城乡发展、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一个重要手段,还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强有力的推动。“十八大”关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加快城镇化建设速度”列为2013年经济工作六大任务之一。为加速我国城镇化快速发展,2002年我国部分省市开始试行财政省直管县,首先进行了财政上的放权,避免中央和省级对县级财政的拨款被市级所截留,一定程度上解决县级财政的缺钱问题,赋予县级更多的财政独立自主权以促进县域经济发展和城镇化进程。
  近年来,陕西省城镇化率低于国家平均城镇化标准,2011年城镇化率为47.3%,2012年,城乡居民数量达到均衡。2006年陕西省政府颁布《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实行省管县财政体制改革试点的通知》(陕政发[2006]65号),采用逐步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www.LWlM.cOM收集整理试点省直管县的改革办法。选取蓝田、延长等15个县作为首批改革试点。2009年陕西省政府颁布《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扩大省管县财政体制改革试点范围的通知》(陕政发[2009]94号)。选取周至、清涧等12个县作为改革试点。
  不同于以往运用财政政策对城镇化进行分析,本文尝试从财政分权角度分析其对城镇化影响,以省直管县的财政体制改革为视角实证分析财政分权对城镇化发展即省直管县能否促进城镇化的发展。
  1 相关文献综述
  关于我国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与城镇化与的关系,学界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研究,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一是省直管县财政分权改革能够促进县域GDP的增长。张占斌认为统筹城乡发展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改变资源配置方式来推动县域经济发展是实行省直管县的现实动因。傅光明将省直管县改革模式分为浙江模式,湖北模式,广东模式三类,肯定了试点获得的成效。认为“省直管县”改革充分调动了县级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促进了县域经济的快速发展;郑新业、王晗等利用双重差分方法估对湖南的面板数据分析得出相较于没有被省直管的县,被直管的县的实际GDP增长率每年提高约1.33个百分点。研究还表明,更多的财源、更多的支出责任,以及更多的管理经济的权力对被直管县的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
  二是财政政策对城镇化发展具有促进作用。余红艳用VAR模型对1978年—2006年的面板数据分析得出财政政策对于提高城镇化水平来说,有一个逐渐增长的过程。贾康认为公共财政是政府处理城镇化问题的公共资源配置主要手段,按照公共财政的内在逻辑和职能体现,构建“一元化”公共财政,是破解二元经济结构,走向以“市民化”为核心的城乡一体与现代化过程的重要机制化支持后盾。
  以上研究对于认识我国的城镇化、财政支持和省直管县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借鉴意义,但其大多作为单独系统进行研究,而将三者作为一个整体的研究很少,尤其缺乏动态分析。鉴于此,本文在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将城镇化和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同时纳入到分析框架中,以揭示三者之间的动态关系,为促进城镇化、统筹城乡协调发展提供政策支持依据。
  2 实证分析
  2.1 双重差分法
  2.2 双重差分法试用性检验
  确认省直管县的选择是随机的是排除非政策因素的影响的第一要求。
  2.2.1 检验一:是否随机选取的直管组和对照组
  陕西省对省管县试点的选择,按照财政经济特别困难、生态保护任务重的原则进行选取。但为了具有对比参照作用,同时选择了延长、定边这两个财政经济状况比较好的县作为对比试验。从2006年开始,陕西省共选取27个县作为省直管县改革试点,通过对相关数据分析发现,其中的15个县的GDP处于全省83个县(市)的倒数30位,其中7个县处于全省后10位;再从财政收入来看,其中12个县处在全县的后20位,尤其是黄龙、佛坪、佳县、留坝更是全省最后。
  为了更好的验证,采用Logit模型进行检测:首先选取2002-2006年陕西省未实行省直管改革的各县的数据,将“是否为直管县”作为变量,再将陕西省政府相关文件中用到的“财政收入”一项作为解释变量。此外,为验证城镇化的影响,加入“城镇化增长率”为另一解释变量。从而来验证此因素是否是影响一个县被选取为省直管县的条件。
  由回归结果如表1所示,可以看出,财政收入和人均财政收入解释变量的系数全为负值,可以表明陕西省省直管县的试点选取更偏向于财政经济更困难的县。并且可以看出,城镇化增长率的的估计系数反应结果不显著,说明陕西省政府并不以城镇化增长率作为挑选直管县的依据。因此,我们证明了陕西省直管县试点的选取符合双重差分这一政策实施效果检验方法的首要随机性的前提条件。
  2.2.2 检验二:在改革前直管组和对照组的城镇发展趋势
  是否一致
  为了确定在2007年之前直管组和对照组的城镇化增长率是否具有相同趋势,我们选取直管组的城镇数为自变量,将平均城镇化增长率的差分作为因变量。
  由表2可知,直管县的城镇化增长率差分结果显著为正,说明直管组和对照组城镇化发展趋势一致。
  2.3 回归模型设定
  为了更好的说明政策实施效果,我们在改革效果评估的基础方程上添加城镇固定资产投资(ufaiit)、城镇居民人均收入(upciit)、人均生产总值(pgdpit)、财政收入增长率(frgrit)为解释变量以更好的解释改革的效果。其中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反映城镇发展的资金约束,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反映人均消费和购买力水平,人均生产总值反映地区市场规模,财政收入增长率反映城镇发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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