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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王国维《〈红楼梦〉评论》中的美学思想

来源:论文联盟  作者:曾珍 [字体: ]

浅析王国维《〈红楼梦〉评论》中的美学思想

一、人生痛苦本质的描绘
  《〈红楼梦〉评论》一文中,王国维指出:“人生的本质就是欲望、生活、苦痛的统一体。”首先,有欲望就是痛苦。人类的欲望永远不会被满足,人类始终难以逃脱那种不满足的状态,而不滿足则正是痛苦产生的原因,欲望的这种性质导致了人类始终处于痛苦当中。第二,即便是现有欲望都得以满足之后,人类则会陷入更深刻的痛苦之中难以自拔。王国维假设了一切人类欲望都能被满足的状态,并论证了在这一状态下人类依然是痛苦的;“即使吾人之欲悉偿,而更无所欲之对象,倦厌之情即起而乘之”,在人的所有欲望都得到满足的时候,就会对人世间的所有一切生出厌烦的感觉;人类此时缺少的是一种理想,缺少的是生活目标,没有目标的生活也依然是痛苦的,这种痛苦属于消极的痛苦,而且这种痛苦远远比有所欲求的痛苦更为深刻。第三,追求快乐的过程本身也会导致痛苦。在前面两点的基础上,王国维将人生过程归结为摇摆于痛苦和厌倦之间:“夫人生者,如钟表之摆,实往复于痛苦与厌倦之间也。”厌倦也是一种痛苦,也就是说,人们不能选择痛苦与否,而只能选择哪一种痛苦,选项只有两个,其一是一般的痛苦,其二是作为更深层次的被称为厌倦的痛苦。人类通过牺牲快乐所得的快乐,实际上并未增加人们的快乐。这一过程本身只是增加了人类的痛苦,即便使人暂时得到了快乐,但是在此之前和之后,都会觉得更加痛苦。
  在王国维看来,人生难免是悲剧,无论是圣贤还是普罗众生,概莫能外。如何能够化解悲剧使人们得以解脱,这就成为了人类面临的一个永恒难题。在此,王国维提出了自己理想的解决办法,这就是出世。《红楼梦》这部作品,就刚好揭示了这一原理。但是出世绝不等同于自杀,相反,自杀绝不是一种自我解脱。出世作为解脱之道,只是通过摒除欲望来得到救赎。“而《红楼梦》一书,实示此生活此苦痛之由于自造,又示其解脱之道不可不由自己求之者也。而解脱之道,存于出世,而不存于自杀。出世者,拒绝一切生活之欲者也。彼知生活之无所逃于苦痛,而求入于无生之域。当其终也,垣干虽存,固已形如槁木,而心如死灰矣。若生活之欲如故,但不满于现在之生活,而求主张之于异日,则死于此者,固不得不复生于彼,而苦海之流,又将与生活之欲而无穷。”可以说,王国维肯定的是宝玉的解脱方式,推崇的是审美的解脱。
  二、无用之用的审美观
  在《〈红楼梦〉评论》第一章论述艺术概观时,作者明确指出:“艺术之美全在于它能使人超然于利害之外,而忘物我之关系。”美的接受者面对艺术之美,要保持审美距离,持纯粹的审美观,重视作品的审美价值,而不应从世俗功利的动机出发。因此,他主张:“观物无方,因人而变”、“欲者不观,观者不欲”的态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www.LWLM.Com收集整理度观赏艺术美。又在第四章论及伦理价值,由审美的无功利潜在地转化为一种功利性。这与王国维主张的“无用之用”审美观相契合。王国维以伦理学价值为美学价值的重要支撑,以世俗之人伦忠孝为普通之道德,并视为人生之绝对道德。从普通道德来看宝玉出家,拒绝生产,实属不忠不孝,而王国维认为:“夫人之有生,既为鼻祖之误谬矣,则夫吾人之同胞,凡为此鼻祖之子孙者,苟有一入焉未入解脱之域,则鼻祖之罪终无时而赎,而一时之误谬反覆至数千万年而未有已也……知祖父之误谬,而不忍反覆之以重其罪,顾得谓之不孝哉?”若从智慧的角度看,却是对父祖辈未竟之事业—为始祖赎罪的一个完成。这是与世俗之孝不同的一种“孝”,属于“非常之道德”。
  三、彻头彻尾的悲剧
  王国维以其新的“悲剧观”对中国传统文学进行反思,发出了“彻头彻尾之悲剧”的呼声。针对中国自古以来“大团圆”结局的悲剧传统,作者指出其狭隘性,并给予批判:“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无往而不着此乐天之色彩。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非是而欲餍阅者之心难矣。”深刻揭露了传统审美心理缺乏正视现实的软弱性。王国维认为:“吾国之文学中,其具厌世解脱之精神者仅有《桃花扇》与《红楼梦》耳。《桃花扇》与其他的传奇故事相较,亦具有较为明显的悲情气质,但在悲剧意蕴的揭示上却远不如《红楼梦》格局更大、寓意更深远。虽同属“厌世解脱”之范畴,二者却也有层级之分。在创作题材上,偏向写社会动荡引致悲剧的《桃花扇》与只关注人生人性引致悲剧的《红楼梦》不可同日而语。《桃花扇》中之解脱尚需仰赖他人点化,而《红楼梦》中之解脱却完全自动自发。应该说,正是人生和人性的悲剧的彻底性使得《红楼梦》中人在历尽家族兴衰荣辱之后大彻大悟,看透一切,放下一切,超然世外。在这个意义上,《红楼梦》方为“悲剧中之悲剧”,也成为王国维心目中完美的具有明显的壮美之感的真悲剧,乃“大背于吾国人之精神,而其价值亦即存乎此”。在更深的层面上,“由于剧中之人物之位置及关系而不得不然者,非必有蛇蝎之性质与意外之变故也,但由普通之人物,普通之境遇,逼之不得不如是,彼等明知其害,交施之而交受之,各加以力而各不任其咎”。《红楼梦》之中因普通人物普通境遇而导致的人物悲剧比比皆是,宝玉、黛玉周围一干人等,并没有真正罪无可恕的大恶人,无论贾母、贾政还是熙凤,他们的用意均出自其自以为是的“善念”,他们为宝黛勾勒的人生轨迹虽违背当事人意愿,但确旨在为宝黛及家族筹划最合理的路径,是长辈的所谓良苦用心。只是合理未必合情,恰是这“善念”造成了宝玉、黛玉无可挽回的人生悲剧,所以这种“善良人”带给“善良人”的悲剧才是“最悲剧”。纵览整部《红楼梦》,十恶不赦的大恶人并不多见,却终使许多善良生命无故受难,这林林总总的悲剧多为“人生的悲剧”。基于上述观点,作者一方面得出《红楼梦》可谓悲剧中之悲剧;一方面也没有对造成宝黛爱情悲剧的制造者贾母、熙凤一行人进行指责,反而认为他们是按照通常之道德、人情、境遇来为人处世。王国维此说体现出一种理性思考的缜密。
  四、结语
  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很好地诠释了其悲剧美学思想。作为一代国学大师,王国维的再创造不仅体现在他对叔本华的师承中,更体现在他对叔本华的扬弃中。没有扬弃,便没有创造。他的悲剧理论虽有其消极的一面,但他改变了中国传统悲剧的发展模式,用全新的视角来审视悲剧这一美学范畴,对中国近代悲剧美学的发展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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