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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文学评论更有筋骨

来源:论文联盟  作者:要满星 [字体: ]

文学评论更有筋骨

创作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学作品,促进文学的繁荣发展,离不开文学评论的引领作用。
  阎纲是文学工作者们熟悉的评论家。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阎纲的名字就不陌生。他在《文艺报》编辑岗位上竭力推荐和著文评介“三红一创”,即:《红旗谱》《红日》《红岩》和《创业史》,及《林海雪原》《青春之歌》。尤其是《红岩》,他在《人民日报》发表《共产党人的正气歌——〈红岩〉的思想力量和艺术特色》一文,认为作品将敌我冲突推向生死关头,烈士们的牺牲精神,给人的心灵以相当剧烈的震撼。人民物质生活匮乏之际精神生活必须丰满。此外,他还出版了《悲壮的〈红岩〉》,后在《文艺报》继续推动下,全国掀起“《红岩》热”,1963年被称作“《红岩》年”。
  停刊达10年之久的《人民文学》杂志复刊时,他抱病挺身而出,夜以继日写下了一系列让文学回归“人学”的评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为“文学的解放”大声疾呼,并惊喜地为“短篇小说呈突飞猛进之势”而喝彩。当中篇小说异军突起时,他又敏锐地指出:“中篇小说的突然活跃,而且如此长足的发展,这种情形在我国社会主义文学史上,恐怕是空前的吧!”称赞其盛况是“千树万树梨花开”。
  1978年,王蒙发表《夜的眼》《布礼》《风筝飘带》《春之声》《海的梦》《蝴蝶》六篇意识流小说。“小说出现了新写法!”阎纲积极推荐:艺术创造,务去陈言,贵在翻新;你越“怪”、越新,我越爱看。“百花齐放”的时代,人们要看“百花”。从这个意义上着眼,我对于王蒙试验的成功,抱有预期的热情。果然,王蒙的新作产生“轰动效应”,文坛刮起创新风,带动了一代小说的革命。
  从1976年开始,蒋子龙发表了《乔厂长上任记》等一系列旨在“救救工业”的作品。阎纲称赞他“把‘工业文学’的现实主义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www.LWlM.cOm收集整理水平大大提高了”,并给予高度评价:就我国工业题材小说创作而言,蒋子龙“文起当代之衰”!蒋子龙感慨道:“阎纲是我人生的贵人,文学上的恩师。”
  1979年6月,雷抒雁的诗歌《小草在歌唱》发表。小草“打开”冰封的心窗,问天理、问良心。阎纲在清晨的广播中听到这首诗,立即向雷抒雁表示祝贺,盛赞他发现“小草”这一意象符号的才情。
  2013年,雷抒雁去世。阎纲花了两个昼夜,赶写出6000字的悼文为雷抒雁送行。他写道:抒雁在《母亲》一诗中说:“在所有的词里我最怕‘失去’。”我们失去抒雁,我现在纪念他。回首往事,抒雁就会复活。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江苏作家高晓声发表《“漏斗户”主》《陈奂生上城》《陈奂生转业》《陈奂生包产》等系列小说。阎纲在1982年撰写评论指出:高晓声把一个头脑简单的、正直勤劳的农民,投进千变万化、好看煞人、万花筒般的纷扰世界,表演出一幕幕悲喜交织、正邪交赋的活剧来,从而把一个新旧交错、新旧交替的历史转折时期的农村面貌活生生地置于读者眼前。陈奂生像是解放了的阿Q和闰土,肩着因袭的重担,可惜他成不了生活的主角、国家的主人。这一点很深刻,凸显出鲁迅的笔法。这样成功的典型人物,能数得出几个呢?
  对路遥的创作,阎纲一直寄予热忱的关怀。中篇小说《人生》是路遥为新时期处在农村和城市交叉地带的青年人探讨“人生”道路的作品。发表后,阎纲先睹为快。他高興地致信路遥:很少有小说像《人生》这样扣人心弦,启人心智。《人生》情节跌宕有致,故事大起大落,人生之路崎岖难行,从而在一个生活难题面前引出现实关系的深刻描写。
  读罢阎纲的来信路遥很激动,在回信中写道:你的信重新“唤起了我对这部作品中那些‘老熟人’的深沉的回忆——我把他(她)们送到读者面前时,像刘立本出嫁巧珍一样只是感到终于了结了一桩沉重的心事,长出一口气,以后就淡了:嫁出去的女子泼出去的水,由人去看去说吧。现在你把这些人物又引到我的眼皮底下,使我的心不由又为他(她)们震颤起来……”
  电影《人到中年》好不容易公开放映,有人却发文断言影片中陆文婷这个人物虚假,不真实,暴露黑暗面,有“重大的政治问题”。
  阎纲立刻挥笔《为电影〈人到中年〉辩》。他慷慨陈词:谌容的小说《人到中年》发表两年之后,人到中年的蒋筑英、罗健夫逝世,胡乔木写了《痛惜之余的愿望》,但轻视、排挤和打击中年知识分子的事时有发生。《人到中年》大有助于知识分子政策的加紧落实,政治上何言错误?
  阎纲和小他10岁的陈忠实,一直是知根知底的朋友。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陈忠实发表了《信任》等小说,正在住院手术的阎纲读后竟有说不出的激动,称赞其“仍然带着关中芬芳的泥土气息,观察生活深入并满怀善意,一新人的耳目”。陈忠实长篇小说《白鹿原》出版后,阎纲更是欣喜若狂,大谈“《白鹿原》的征服”!赞叹:《白鹿原》质疑万能的阶级学说,超越《创业史》,开创了当代文学史上石雕式的现实主义!
  《“高尚的圣者和殉道者”——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是阎纲评论文章最具影响力、最让人津津乐道的代表作。迎着20世纪80年代第一缕晨曦,河南作家张一弓的中篇小说《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发表。有人指责作品所涉及的道义同法律相悖,组织服从和临机应变相悖,动公仓、“抢皇粮”和拯民于水火、救民于死亡相悖,英雄和罪犯相悖。阎纲力排众议,独持己见,以马克思赞美希腊神话中的英雄普罗米修斯的话比喻共产党人李铜钟,发出晨钟般洪亮而动人心魄的声音:这不是为“犯人”讴歌,而是在呼唤普罗米修斯般的圣洁灵魂。他冒着风险肯定这是一篇“暴露文学”的力作,“它的批判不是为了动摇现存的制度,而是为了拯救崇高的灵魂”。
  阎纲在自述中写道:“我,大半辈子的编辑兼选家,同步写作文艺评论。”
  是的,他参与编辑《文艺报》《人民文学》《小说选刊》《评论选刊》《中国文化报》等报刊,写作文学评论,出版《文学警钟为何而鸣》《文网·世情·人心》《文坛徜徉录》《神·鬼·人》《余在古园》等多部作品。
  20世纪90年代后,阎纲有感于亲情的撕心裂肺,散文叩门找他,同步又写散文。正如学者们所形容的那样:“阎纲先生那代人,其人格成就可能要远远大于他的文学成就。”“如果说,他的评论是从心灵的净水中喷出的火,那么,他的散文就是从心灵的圣火中生出的莲。水中吐火,火中生莲,都是令人惊叹的美妙景观。”
  如今,阎纲已经85岁高龄,心境变得有些沉郁和悲凉,怀旧、恋土、伤逝、惦念,但依然关注着文坛的动向,依然坐在电脑前敲打文章。他说:“我一生命系文学,文学者,人的情欲学,情根于爱,爱到深处是不忍。”这或许就是我们要在阎纲心灵深处寻求的答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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