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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吴芳吉白屋体新诗看中国新诗的发展途径

来源:  作者:李坤栋 [字体: ]

  论文关键词:吴芳吉;新诗;白屋体新诗;新诗发展
  论文摘 要:
吴芳吉早在20世纪20、30年代就对新诗发展提出了许多重要的见解,并身体力行写下了大量的白屋体新诗,吴芳吉主张新诗要随时代的变化而发展,要与西方平等交流,要继承传统精华为我所用,要创新,要有时代新精神,倡导写真诗、抒真情。

  
  中国新诗从1919年五四新 文化 运动算起将近有一百年 历史 了,但新诗与几千年的中国传统诗歌的辉煌成就相比终显逊色,这是不争的事实,鲁迅认为“中国现代诗歌并不成功”,毛泽东甚至说:“现在的新诗不能成形,我反正不看新诗,除非给一百块大洋。”“用白话写诗,八十年来,迄无成功。”这些评价指出了新诗创作中的一些问题,但不容忽视的是:新诗也确有成就。那么,我们应当如何看待新诗创作中的意象问题、诗体问题、 语言 问题、继承传统与学习西方问题?新诗的出路何在?
  吴芳吉对新诗发展提出了许多重要见解,其新诗理论主张和创作实践,对当代新诗发展有诸多启发借鉴意义。
  
  一、中西融合
  
  中国新诗本来就是“西化”的结果,如果没有西洋诗的影响,中国新诗是不会形成的。胡适指出:“欧化的程度有多少的不同,技术也有巧拙的不同。但明眼的人都能看出,凡具有充分吸收西洋 文学 的法度和技巧的作家,他们的成绩往往特别好,他们的作风往往特别可爱。”他甚至说:“西洋的文学方法,比我们的文学,实在完备得多,高明得多,不可不取例。”要建设新诗,一定要打破传统诗的格律,在内容与形式方面更新,就要学习西洋诗不拘句数字数等形式,这是无疑的,吴芳吉也赞成。关键是如何学习西洋诗,是“西化”与“ 民族 化”的结合呢?还是“全盘西化”而割裂传统?胡适主张全盘西化,他在1929年为英文版《中国基督教年鉴》写的短文《今日中国的文化冲突》就提出“全盘西化”主张,极为凑巧,也正是1929年,吴芳吉自编出版了《白屋吴生诗稿》,在该书叙中提出了与胡适等人完全不同的观点。首先,他肯定诗歌是随时代的变化而发展的,他打了个生动的比方,说:“国家当旷古未有之大变,思想生活既与时代精神咸与维新,则自时代所产之诗,要亦不能自外。譬之乘火车者,既已在车,无问其人之欲行不行,要当载之前趋,欲罢不止。故处今日之势,欲变亦变,不变亦变,虽欲故步自封而势有不许。”就是说,新诗的发展与变化是客观的,绝对的,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我们只能顺应潮流与时俱进,不能落伍,更不能阻挡历史车轮的滚滚向前。这段话指出了新诗产生、发展的必然性、正义性。吴芳吉是中国 现代文学 史上新旧诗都有成就的新旧交替时代的一位著名诗人。他在 写作 传统诗的同时,也创作了大量的新诗,如《护国岩词》、《婉容词》、《两父女》、《笼山曲》、《巴人歌》等。这些诗,形式内容都是新鲜的,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古诗、歌行、乐府或词、曲,语言基本上都是白话,形式不拘一格,都反映了 社会 现实,具有时代新精神,以《婉容词》为例,该诗描写留美丈夫受西方自由恋爱影响,“与美国一女子善”,抛弃结发妻子婉容,婉容悲愤至极,投江自杀。作者谴责了丈夫“某生”的负心,对婉容寄予了深深的同情。诗中的男女主人公“某生”的思想新潮与婉容的守旧,在当时都是比较典型的,颇有时代的代表性。在语言上,该诗是白话体新诗,通俗易懂,句式长短不齐,不拘平仄格律,押韵而铿锵,与西方自由体诗歌格式一致。吴芳吉的这类新诗。一方面不脱离传统,另一方面又具西洋诗特质,在当时抛弃传统、全盘西化的呐喊声中,一些人就看不惯,有人批评说:“非新非旧,非驴非马,其转语之痛改!其实,这“非新非旧”,即亦新亦旧,正是吴诗“中西融合,古今贯通”的特点。在这批评声中,吴芳吉不但不改,还坚持写下去,创作了大量类似的白屋体新诗。
  其次,在中西融合上,吴芳吉主张中西平等交流,吴芳吉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较早提出“中西融合”说的作家之一,中国传统文学有自己的特点,其中优秀部分必须继承发扬,对于西洋文学,只能选择性吸收,不能兼收并蓄。他说:“盖吾诗虽老,固非全枯。不须迁地,更难拔除。…‘文字,中西全异者也;文艺,中西半同者也;文理,中西全同者也。舍其全异,取其全同,酌其或同或异,吾知其生气勃勃,光辉焕射,必有异于前矣。”“故余之取于外人,亦犹取于古人。读古人之诗,非欲返作古人,乃借鉴古人之诗以启发吾诗,读外人之诗,断非谄事外人,乃利用外人之诗以改良吾诗也。”“若此之行,不迁地以凭虚,不拔根以自败,有异剪枝,乃同接木,此则余之所谓变也。”他决心“自立法度,以旧文明的种子,人新时代的园地,不背国情,尽量欧化,以为吾诗之准则”。这种平等地有选择地吸收别人优点(包括西洋文学的优点与传统精华)为我所用的变化发展观,可谓科学而远见卓识,比起胡适等不分青红皂白的“全盘西化”来,要高明得多,他创作的白屋体新诗,算是中西融合的优秀之作。
  第三,吴芳吉主张新诗要有中国气振,要有时代新精神,他曾批判“新派之诗”写得同于“西洋文学”,“使其声音笑貌,宛然西洋人之所为。”余所理想之新诗,依然中国之人,中国之语,中国之习惯,而处处合乎新时代者。”中国新诗学习西洋诗,既要学其形式,学其诗艺,更重要的是学习西方的近代精神,即西方的先进文化和文学思想,西方人新的价值观和人格精神。 西方文化 中的这种时代精神,才是中国新诗最要具备的。吴芳吉自己写的新诗如《弱岁诗十二篇》的多数、《两父女》、《北门行》、《南门行》等都是揭露军阀残民的,《护国岩词》是歌颂讨袁英雄蔡锷的,《巴人歌》是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歌颂上海军民抗战的,都能结合当时社会现实,反映人民的呼声,成了时代的最强音。
  
  二、古今贯通
  
  “古今贯通”即继承传统要有民族性的问题,中国新诗的创作不能割裂传统,也不可能完全割裂传统。即使在五四时期,一些重要诗人的创作虽有浓厚的西洋化色彩,但其深层仍然渗透着传统诗歌的养分,流淌着传统诗歌的血脉。这也符合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即使在 经济 全球化的今天,各国文化要完全割裂传统都是不可能的。与大众生活方式密切相关的表层文化较易发生“同化”现象,一定的 政治 基础和意识形态也迟早会随经济基础的发展而发展,但表现在一个民族的语言、 艺术 中的文化深层次结构,则有较强的相对稳定性,不会轻易地“全球化”。要说“同化”,只能是外来文化的本土化,是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嫁接后长出的新枝,她既有本土文化的特点,也有外来文化的特点,吴芳吉的白屋体新诗就有这样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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