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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社会调查研究的特点与做法

来源:论文联盟  作者:曹莉 [字体: ]

中国共产党社会调查研究的特点与做法

   2013年,习近平在武汉召开部分省市负责人座谈会时强调,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更没有决策权。研究、思考、确定全面深化改革的思路和重大举措,刻舟求剑不行,闭门造车不行,异想天开更不行,必须全面深入的调查研究。 调查研究是做好领导工作的一项基本功,更是中国共产党做好领导工作的传家宝。 
  一、中国共产党社会调查的特点 
  随着时间和形势的变化,社会调查研究的对象、内容、手段、条件都在不断发生变化,但是调查研究在党的决策和领导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不仅没有发生变化,而是更加重要,并且一脉相承,中国共产党的社会调查研究呈现出以下特点。 
  1.调查的目的性:解决问题 
  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说道:“我们的主要目的,是要明了社会各阶级的政治经济情况。我们调查所要得到的结论,是各阶级现在的以及历史的盛衰荣辱的情况。我们的终极目的是要明了各种阶级的相互关系,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然后定出我们正确的斗争策略,确定哪些阶级是革命斗争的主力,哪些阶级是我们应当争取的同盟者,哪些阶级是要打倒的。我们的目的完全在这里。” 邓小平也曾指出:“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现存经验可供借鉴,我们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 只有把下面的意见集中起来,才能制定符合实际的政策和计划。江泽民也认为调查研究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不断出现的新矛盾、新情况和新问题。并从政治和经济方面进行了论证。习近平总书记说,调查研究“既要到工作局面好和先进的地方去总结经验,又要到困难较多、情况复杂、矛盾尖锐的地方去研究问题” 。从历届领导人的讲话和文章中可以看出,他们所提倡的社会调查研究在不同的时期针对并解决的具体问题是不同的,但是解决问题的目的性是一致的,没有目的的调查研究是没有价值的。 
  2.调查的全面性:广泛性和深入性 
  “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调查社会各阶级的生动情况。对于负担指导工作的人来说,有计划地抓住几个城市、几个乡村,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即阶级分析的方法,作几次周密的调查,乃是了解情况的最基本方法。” 
  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强调,调查不能只是听一些社会中片段性的现象,要了解的是整体社会的各个阶级,并以调查农民成分和调查商人成分为例,说明调查时不仅要了解每种类型的数量,还要知道每个类型在每个阶级中的数量。这样就不是简单的类型的一维分类,而是类型和阶级的二维分类。分类之后,对每一种类型进行单独的分析,然后还要进行不同维度之间的比较,探析之间的联系和区别。同样,邓小平在调研中也经常是大范围的巡查、听汇报,掌握整个面的情况,但是也会对其中的某一地、市、县、企业单位、具体工作进行纵深上更加详细的调查。“1979年到黄山、上海、青岛,他主要关注的是旅游业的开发和开放。1980年的陕、川、鄂、豫之行,最感兴趣的是两个问题:如何奔小康和选拔青年干部。” 1980年去簇桥公社参观时,对于沼气建设的数量、时间资金、人员配置、设备来源、产品去向等都调查的十分详细。江泽民说:“领导要坚持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结合、点面结合的工作方法。每年拿出一定的时间,蹲点调查,解剖‘麻雀’,从群众中汲取智慧和营养,推动面上的工作。” 
  3.调查的主体性:躬亲性和学习性 
  (1)调查主体的躬亲性 
  作为调查的主体,无论官位高低,社会调查要躬亲。“凡担负指导工作的人,从乡政府主席到全国中央政府主席,从大队长到总司令,从支部书记到总书记,一定都要亲身从事社会经济的实际调查,不能单靠书面报告,因為二者是两回事。” 并且作为调查人员,调查记录应该自己亲手记录,假手于人无法记录和反映真实的情况,最后要亲手写报告。毛主席写《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就是背着雨伞走街串巷,徒步很多地方,正因为对社会各层面的各种人物都有亲身的广泛接触,所以文章才具体、生动、深刻,也为中国的革命提供了正确的方向。而邓小平在80多高龄的时候依然亲自南巡,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新局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2)调查主体的学习性 
  亲自调查是重要的,但是对于调查之后的研究材料是否能够科学、准确把握,也是重要的一环,所以调查的主体必须有比较深厚的理论功底和辩证的观点,能够在众多的调查研究材料中,抓住关键,理清重点。在这个过程中,重视学习,善于学习,是我们党的 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是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重要保证。 
  4.调查的科学性 
  “那种不开调查会,不作讨论式的调查,只凭一个人讲他的经验的方法,是容易犯错误的。那种只随便问一下子,不提出中心问题在会议席上经过辩论的方法,是不能抽出近于正确的结论的。” 这就是防止一个人的主观臆断,要经过头脑风暴,各方面都说出自己的想法。调查会的科学性包括两个方面: 
  (1)调查对象构成的科学性 
  首先,要考虑调查对象的工作行业。其次,要考虑到调查对象的年龄构成。年龄比较大的人有丰富的经验,不仅看得到表面的现象,而且明白其所以然。同时也需要进步思想且有斗争经验的青年人来参与,他们的眼光独到,观察锐利。1956年中共中央批转刘格平、谢扶民的报告和关于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各民族社会历史情况调查研究工作的初步规划。在关于少数民族问题的调查中,既有费孝通、夏康农这些资历较老的,也有大学毕业生在内的青年学生;并且派有文学、绘画、唱歌、拍电影等专门人员参加调查工作。“以职业说,工人也要,农民也要,商人也要,知识分子也要,有时兵士也要,流氓也要。” 毛泽东强调流氓,事实上强调的是调查对象的广泛性,不能以偏概全,也不能有歧视性调查。 
  (2)调查对象人数与调查主体指挥能力挂钩 
  虽然在调查过程中,调查对象越多越容易得到比较接近正确的调查结果,但是调查会的有效程度并不是与调查人数成绝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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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相关。毛泽东将调查对象的人数与调查人员的指挥能力进行了挂钩。如果是比较善于指挥的人,调查会人数可以适当增加,多至十几二十个人;如果指挥能力有限,那么调查会人数就不宜太多,否则会造成会场秩序的失控,给调查的正常进行造成困难。“但是至少需要三人”,三人成众,可以保证不会因为调查对象人数过少、调查对象的见识、知识和经历的有限性而影响调查结果的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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