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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全球化下我国劳动者集体权利现状研究

来源:论文联盟  作者:李亮山 [字体: ]

经济全球化下我国劳动者集体权利现状研究

经济全球化对劳动者集体权利的影响
  工业革命至今,随着劳动者群体的集体权利获得、国家立法的保护以及社会大众广泛的认同,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单个劳动者面对资方的天然弱势地位。但是劳资双方作为自由市场经济的独立参与者,先天基因决定了其在市场中的议价能力自不可同日而语,单从流动性这一角度二者就有着巨大的差距。蒂伊(Tilly,1995)认为资本所具有的高度流动性削弱了实际上的国家主权,随着国家无力对资本流动进行有效控制,它们保护其公民的生计和工人的其它权利(包括福利国家和实质民主)的能力也随之被削弱了。当国家面对资本日趋孱弱的同时,西方发达国家的公民社会组织发起了“企业守则”、“清洁成衣”等一系列对资方行为产生约束的社会运动。一方面促使雇主提高了本国劳动者的雇佣标准;另一方面也促使发达国家的企业为了应对本国劳动用工成本的上升,实行了生产的全球化布局,将一些劳动密集型、相对技术含量较低以及工作条件恶劣、对环境资源有着较大破坏性的生产流程转移到对资本较为饥渴的发展中国家,实现了低端劳动条件的跨国倾销,这一产业转移流向从最初的我国到今天的越南、菲律宾、印度等国,跨国资本在全球范围内寻求适合其生长的土壤。
  资本的跨国产业转移必然对输入国与输出国的劳动关系产生影响,威廉·盖里·沃斯(1998)认为产业转移必将导致较低的劳动标准驱逐高标准,使后者失去就业机会,迫使发达国家降低工人工资和利益以使其产品更具竞争力,从而导致发达国家福利损失。雷杰尼(Regini,2000)认为产业转移主要在两方面对劳动者群体产生负面作用,一方面本地劳动者无法随着资本转移而失去就业机会,另一方面雇主将谈判层级降至企业层次,让企业与其雇员自行协商,进一步分化了劳动者,这无可避免地削弱了劳工与资本的谈判力量。虽然两位学者从输出国的视角所指出的现象是客观存在的,但是相较于西方发达国家早在上个世纪完成的产业转型升级,这一当前以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为主向发展中国家流动的趋势,对其本国处于产业链上游高附加值的劳工群体影响不是太大,而这一过程最为直接的后果作用于输入国的发展中国家的劳动者群体,就如哈维(Harvey,2010)所言:资本的全球流动性加剧了不同国家劳工对于有限工作机会的竞争,而劳动力市场、生产过程、产业关系的多元化致使工人阶级对于资本主义的反抗和替代性制度的理解很难统一。这里的“不同国家”目前来看在发展中国家之间有所体现,发展中国家对资本长期依赖决定了其面对全球流动资本的软弱,必然以牺牲本国劳动者群体的根本利益为其在吸引国际资本的竞争中赢得筹码,这也导致了劳动标准上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两极分化。Chan和Ross(2003)指出,在全球化力量的驱动下,国际政治和经济格局已经从“南北对抗”转向“南南竞争”,发达国家开始尝试利用社会条款来保护本国的工作岗位和控制市场,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和墨西哥服装业的激烈竞争,进一步导致劳动条件的恶化。我国由劳动条件恶化所诱发的群体性劳资冲突事件,2010年随着本田罢工事件有一个爆发式增长,但近年来又有所沉寂。弗雷德里克·迪约(1989)指出东亚国家经济中劳工沉寂的三种流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www.LWlM.cOm收集整理行解释:儒家文化的影响,鼓励工人服从和与管理者合作;经济上增长提高了普通工人的生活水准;国家对集体行动的严格控制。对此,本文认为我国劳工运动沉寂的最为根本原因在于:一方面随着个别劳动权利保障为核心的劳动基准法律体系的不断完善,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利获得了保障,减少了劳资直接冲突的诱因;另一方面劳动者群体的集体权利体系的不完善,缺乏直接表达诉求的渠道,致使劳资矛盾在一定时间内处于积蓄的状态,劳动者更多选择通过自身的流动来避免激烈的对抗,从而使区域劳动关系表现为外在的产业和平。
  我国劳动者集体权利的现实处境
  发达国家以政府为主导所构建的以团结权、集体谈判权、集体争议权以及之后发展而来的产业民主权利为核心的集体权利体系,业已植根于劳资双方的观念并落实于产业行动之中,其目的在于通过劳资双方自主性的集体谈判来确保劳动者集体权利的改善。相较于发达国家,作为奉行一元化工会模式的我国,目前尚未完成行政指令性的劳动关系向市场化劳动关系的脱变。市场化下的劳动关系所需具备的独立劳资主体,以及对劳资双方自发性集体谈判权利的保障抑或对劳动者集体权利的倾斜性保护等诸多条件,我国距此尚有一定距离。纵观我国的劳动法律体系,随着劳动法、工会法、劳动合同法、就业促进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社会保障法等劳动法律体系的不断完善,其从根本上构建了个别劳动者权利保障的司法体系。从劳动者个体进入劳动市场的就业促进、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劳动关系的建立、劳动争议的处理,以及退出劳动力市场的社会保障权利的落实,形成了一整套以公权保障个别劳权的法律体系。相对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以集体劳权保障个别劳权这一制度路径,我国政府对于劳动者集体权利没有加以更多关注,抑或目前社会发展的时机尚不成熟。脱离集体劳权的法律保障体系,对个别劳动者权利的保障只能是停留在劳动者基本权利的实现,而无法确保劳动者更高层次的权利争取,其所实现的保障也远低于通过利益争议所达到的水平。
  基于劳动者集体权利的重要性,本文将以国外所形成共识的“劳动者四权”集体劳权加以比照,对我国劳动者群体权利的现实处境进行分析。
  (一)团结权在我国的现实处境
  所谓团结权可以将其理解为劳动者自发组织、参与工会的权利。劳动者自发组织参与工会活动是其基本的人权,这也是国际劳工组织的八项核心劳工公约所保障的权利之一。不管是在企业内部只允许一个工会存在的日本,抑或允许企业内多个工会存在,通过工会代表权选举获得代表企业雇员资格的美国,亦如其它发达国家一样,在国家层面都奉行的是多元化的工会模式。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劳动关系实践中最为显著的不同之处在于,《工会法》第二条中明确规定:“中华全国总工会及其各工会组织代表职工的利益,依法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的一元化工会运行模式。此外,我国的《工会法》第三条仅保障了劳动者加入工会的权利,而对劳动者不加入工会这一不作为的权利没有进行专门约定。基于我国工会法第二、第三条的法律条款,可以简单概括为:劳动者加入中华全国总工会是法律所赋予的权利,作为权利相对应的义务主体——用人单位,则必须保障劳动者加入工会的权利落实,这也决定了劳动者个体对自己是否加入工会缺乏独立意见的表达。依照我国《工会法》规定,工会经费的来源是工会会员工资总额0.5%的会费和建立工会组织的企业、事业单位、机关按每月全部职工工资总额的2%向工会拨缴的经费这两项,其中用人单位拨缴的2%是工会活动经费的最主要来源。这也决定了工会活动的开展主要取决用人单位是否按时足额拨缴经费,而这一过程取决于用人单位的配合,导致工会在具体事务中向雇主的妥协,也进一步削弱了工会会员在有关工会事务中的话语权,进而丧失了对工会活动参与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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