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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最后20年文化讨论之检讨

来源:  作者:郭双林 [字体: ]

【 内容 提要】20世纪最后20年的文化讨论,是继五四以后又一次文化高潮的标志,考察这场文化讨 论兴起的 时代 背景, 分析 前后两个时期的不同特点,检讨当时讨论的主要内容及实质, 总结 其利弊得失,不仅可为后人进一步认识和反思这场文化讨论提供一种思考的角度, 而且对今后的文化建设也不无借鉴意义。
【摘 要 题】文化史
【关 键 词】文化讨论/20世纪最后20年/检讨
【正 文】
    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文化讨论,不仅在当时引起广泛关注,而且对当代 中国 社会 的发 展产生了深刻的 影响 。在20世纪刚刚过去的今天,重新检讨这场文化讨论,考察其由来 ,分析其内容和实质,总结其利弊得失,不仅对今天的文化 研究 有着重要借鉴意义,而 且对 目前 的文化建设不无裨益。
        一、文化讨论的由来与分期
    (一)20世纪80年代文化讨论的由来
    1980年以来的文化讨论热潮缘于文化史研究,而文化史研究又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 《人类文化与 科学 发展 史》的编写有密切的关系。[1]事实上,编写《人类文化与科学 发展史》仅是文化讨论的导火索。文化史研究能够迅速演变为文化讨论,并由京、沪等 大城市扩展到全国,由知识界扩展到整个社会,有其更深刻的时代背景。
    首先,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人们在清理“左”倾错误的同时,开始对“文革” 乃至整个传统文化进行反思。实践标准的讨论无疑是中国当代思想解放运动的一个里程 碑,在清算“左”倾错误的同时,人们不可避免地要问:为什么会出现“文革”?为什 么会出现个人崇拜等现象?这些现象与传统文化有没有关系?对此 问题 的思考必然会对人 们既有的价值观念产生影响,以及对传统文化进行重新审视。
    其次,改革开放政策实行后,异质文化涌入,对人们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提出严峻 挑战。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西方 经济 思想和经济管理体制的引进,西方的政 治、文化 理论 学说乃至生活方式亦随之涌入国门。从理论层面讲,存在主义、人道主义 、精神分析学说、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相继被介绍进来,在思想界理论界引起巨大反响 ,萨特、尼采、弗罗伊德成为人们谈论的热门话题。从世俗文化层面讲,伴随国门的打 开,异域生活方式也纷纷在国内亮相。为了抵制异质文化的“入侵”,在思想理论界, 先后开展了反自由化、反和平演变等活动,并围绕人生观、人道主义等问题展开讨论; 在世俗文化方面,为免受“污染”,有关方面也采取了多种措施。但国门既然打开,异 质文化就会像空气一样挤进来,并对人们既有的价值观念提出挑战。
    再次,随着经济改革初见成效,文化建设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中国的 现代 化最初被 定义为“四化”,即农业、 工业 、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实行改革开放以后,人们 对现代化的理解越来越深刻,同时,随着经济改革初见成效,文化建设也逐渐被提到议 事日程上来。1979年,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大会上指出:我们要在 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高度社会主义精神文明。1980年12月,邓小平在中央工 作会议上也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 度的精神文明。到1982年9月召开的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胡耀邦在所作报告 中,更向全党发出了“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号召。指出:“我们在建 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一定要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是建设社会主义 的一个战略方针问题。”中共中央的号召,对文化讨论的兴起和发展起着重要的引导作 用。
    (二)文化讨论的分期
    对于80年代以来文化讨论的分期,学术界看法不同。[2]笔者认为,无论从哪个角度看 ,1989年都是一个十分明显的分界线。在此前后文化讨论的基本格局、社会主潮和研究 方法 都有明显的差异。
    第一,从基本格局看,从百家争鸣到三分天下。
    80年代文化讨论热潮兴起后,先后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新观点,各式各样的流派或思潮 。有的根据讨论者对传统文化的不同态度,将其分为“中国文化赞美”论、“中国文化 复兴”论、“批判论”三派。[3]有人将当时讨论的热点归纳为“儒学复兴”论、“全 盘西化”论、“西体中用”论、“综合创造”论[2]四股思潮。有人根据对中国文化发 展的不同看法,提出“反传统”派、“五四运动”派、“早期启蒙”派、“现代儒学” 派、“回归原典”派等五派说。[4]也有人根据各家的主张,提出“儒学复兴”、“全 盘西化”、“彻底摧毁与重建”、“ 哲学 启蒙补课”、“西体中用”、“综合创造”六 个类型说。[5]此外还有“反传统主义”、“中西文化平衡论”、“中西文化互为体用 ”论、“道德重建”论、“对传统创造的转化”论等不同观点。
    不论从哪个角度将当时的文化讨论分成多少派、多少股思潮、多少个类型还是多少种 观点,不论当事人对这种划分是否认可,用“百家争鸣”来概括当时的讨论情况,似不 为过。
    进入90年代后,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当年一些激进的反传统派渐次退隐,而儒学复 兴思潮由边缘进入中心。90年代中期后,后现代主义、文明冲突理论呼啸而至,国内国 学研究也渐成气候,一时间,保守主义甚嚣尘上,于是形成了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和 保守主义三分天下的基本格局。
    第二,从学术主潮来看,激进主义悄然退场,保守主义款款登台。
    如果说在80年代的文化讨论中,主张反传统、新启蒙甚至全盘西化的主张占主流的话 ,那么90年代则是保守主义思潮成为主流。庞朴就指出:“要说这十年的文化研究,大 致以1989年为分水岭呈现出两种趋势。前一个阶段否定传统,呼唤西化比较多。后一个 阶段肯定传统、再造传统比较多。”[6]甘阳甚至认为:“9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的一个 基本轨迹,大体上是从80年代末开始的激进主义思潮出发,日益走向保守主义甚至极端 保守主义。”[7]
    伴随学术思潮的变化,许多当年主张激进主义的学者改换门庭,投入保守主义阵营; 一些著名学者也纷纷表态。80年代曾以激进姿态倡导新启蒙的王元化就说:“对激进主 义的批判是我这几年的反思之一。”[8]李泽厚也说:“现在海外也好,海内也好,都 在对激进主义进行再认识。这是以前所没有的。我的看法是,谭嗣同是近代激进主义的 开头。以前我曾专门研究过谭嗣同,我当时对他是百分之百的肯定。现在看来,他所带 来的负面效应也相当大,这一效应从谭嗣同影响到革命派,甚至可以说一直影响到现在 。”[9]因此他提出了“告别革命”的主张。
    对这种现象,有些人表现出了某种程度的担心。如陈炎就说:“如果说,余英时等海 外学者因不了解大陆 政治 的奥秘而将其‘外衣’视为驱体,并迁怒于真正意义上的‘激 进主义’,尚有其文化的隔膜值得谅解;那么李泽厚等大陆学者也将‘文化大革命’同 近代的启蒙主义思潮混为一谈,甚至将此罪过上溯到‘辛亥革命’,其动机就很值得怀 疑了。”他断言,“李泽厚的这种思想决不仅仅是其个人的事,它代表一种‘文化保守 主义’思潮”。[10]
    第三,从学术风尚来看,对具体问题的实证研究取代了宏观的、浮泛的理论阐述。
    对90年代的学术风尚特征,李泽厚曾用“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来概括。这话不 全对[11],因为在90年代思想家是否淡出还是个问题,比如保守主义思想非但没有淡出 ,反而由边缘进入了中心;自由主义也没有淡出,而是默默地、以更强大的能量渗透进 来,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社会。当然,八九十年代学风有很大的变化,其中最明显的就是 浮泛地谈论中西文化的人少了,埋头学术进行实证研究的人多了。甚至可以说,研究学 术,乃成一时风尚。
    此种风尚发展到后来,竟把学术研究文化现象化,把学问家神话化。具体来说,在90 年代中期以后,钱钟书研究、陈寅恪研究、吴宓研究、钱穆研究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学术 研究,而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上述诸位学者,不仅是学术上的导师,也是人格上 的典范。以往遭人白眼的学者,如今被抬上了圣坛。
    这种学术风尚的转变,无疑与政治形势的变化有关,但更深层的原因却是受学术研究 规律 的制约。换句话说,即使没有1989年政治形势的变化,文化研究和讨论的风尚迟早 也会发生转变。事实上,在1988年底,就有人撰文批评文化讨论过程中出现的非理性化 倾向,呼唤实证研究。[12]1989年4月,又有文章呼吁对文化问题展开实证性研究,“ 我们所谓实证研究包含这样几个基本含义:首先,在研究对象上要把中华文化定义为现 实的中国文化……其次,在研究方法上,不能带有某种先入之见,凭想象研究问题,而 要对现实中国文化进行分门别类的实证研究,实证研究要求操作的现实性。”[13]进入 90年代以后,尽管一些人对这一现象不以为然,一些人则表示了某种程度的担心,但实 证研究已经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同,并蔚成风尚。
    由上可知,1989年政治形势的变化至多对学术风尚的转变起到了催生作用,而不是导 致这种转变出现的根本原因。
        二、文化讨论的内容与实质
    (一)文化讨论的内容
    对于这场文化讨论的内容,1986年朱维铮在《中国文化研究的新进展》一文中就曾予 以归纳。[14]90年代以后,由于国内外政治形势的变化,不仅学术风尚发生了重大变迁 ,人们关注的热点问题以及看待问题的视角均发生了变化。
    从理论上讲,80年代兴起的文化讨论,应该主要围绕文化学理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 估价、对西方文化的估价、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以及中国文化的未来走向五 个方面展开。事实上当时人们关注的是如何估价中国传统文化、如何看待中西文化的关 系和中国文化的未来走向这三个问题,对文化学理论的探讨和对西方文化的研究非常薄 弱。
    由于这场文化讨论的导火索是如何开展文化史研究,也由于这场文化讨论的一个深层 原因是反思“左”倾错误的根源,所以如何估价中国传统文化,在当时成为人们关注的 一个热点问题,并围绕这一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要估价中国传统文化,首先必须弄 清楚什么是传统文化,对此产生了严重分歧。就笔者所知,比较重要的看法至少有以下 几种:(1)“儒家文化”说。(2)“封建文化”说。(3)“多元的复合体”说。(4)“周秦 至清中叶这三千多年 历史 中形成并发展起来的文化”说。(5)“中国古代思想家所提炼 出的理论化和非理论化的并转而影响整个社会的、具有稳定结构的共同精神、心理状态 、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等精神成果的总和”说。
    有人还对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做了区分,认为,传统文化属于历史,文化传统则既是 历史遗存,更多属于现状。也有人认为,传统文化是指历代存在过的种种物质的、制度 的和精神的文化实体和文化意识,而文化传统即是民族精神。至于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 的关系,有人用体用关系来加以表述。
与此相关,传统也成为人们讨论的问题之一。有人认为传统是流动于过去、现在、未 来这整个时间性中的一种过程,是“尚未被规定的东西”,它永远处在制作、创造之中 。也有人则认为,传统就是文化传统。
    明白了什么叫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接下来的问题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是什么?其 实质精神是什么?有何特点?传统思维方式的基本特征是什么?
    对于什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就笔者所知,当时主要有这几种观点:(1)“儒家思 想主干”说。(2)“道家思想主干”说。(3)“儒、道共为主干”说。(4)“儒表法里” 说。(5)“以儒家思想为主,儒、道、释三家间相互渗透、相互补充”说。(6)“儒释道 法三学二教并行而由儒学居中制衡”说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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