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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日本国语的确立与日语的殖民地“国语”化

来源:论文联盟  作者:徐雄斌 [字体: ]

近代日本国语的确立与日语的殖民地“国语”化

  上田万年(1867-1937)(以下简称为上田),日本的语言学家,可称为日本的“国语之父”[1]。他先后担任东京帝国大学(现名东京大学,以下简称为帝大)国语研究室的第一任主任教授、帝大文科大学(现名文学部)校长、文部省专门学务局长、文部省国语调查委员会主任等职务,受过勋一等瑞宝章,在近代日本确立国语和在殖民地推广日语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被称为“学者型政治家,也是政治家型学者”[2]。 
  一、上田万年与近代日本国语的确立 
  时代造就“英雄”,上田的成名和“辉煌业绩”與明治时期日本社会对“统一的国语”的需求是分不开的。近代资本主义国家发展所需的法律·法规、市场、交通、教育、新闻·出版、征兵以及国家总动员等都与国家共用语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因此对近代资本主义国家来说,构建国家共同语言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必要条件。而通过明治维新“一步登天”,加入欧美列强行列的“后起之秀”日本,其成功条件自然也离不开国语的选定和普及。虽入列强行列,但日本文明“未熟”,在语言方面尤为突出。明治维新之前,幕府设立的藩地各自相对封闭,方言差距较大,与异藩人的交往极为困难。当时日本人普遍只有藩意识,而没有日本国、日本人的概念。此时,野心勃勃的明治政府正准备全力发展资本主义,并在短时间内实现帝国主义国家之梦,因此语言的统一自然成为了当务之急。时代呼唤“英雄”,这时期粉墨登场的上田,便将国语的创造和普及作为自己一生的理想。早在从帝大毕业时,上田就立下了改革国语之志: 
  明治二十一年大学毕业时,外山正一先生希望我继续攻读国语学,但说实话,当时我非常犹豫。[……]在此之前,我一直热爱文艺并打算从事文艺研究,就这样改变今后的路,不可能不犹豫。但仔细一想就明白,文艺研究的出发点是国语研究,日本社会的诸多事务都离不开语言和文章,因此我最终决定,以研究日本语为人生目标。[……]当时我被这种赤子之心所驱使,因此我想一定要用自己的双手,来对从未有人梳理和系统化过的国语进行整理。因为国语的梳理才是所有文化的起源。[……]在留学欧美时,学习欧美学者的语言研究方法和教授内容并参考这些来改革日本的国语,始终是我心中最大的梦想。[3] 
  1890年,上田受外山正一(1848-1900)和帝大总理加藤弘一(1836-1916)的要求去德国、法国学习最新的语言学知识。1894年回国后,时任帝大文科大学教授的上田痛感于国语使用的乱象,在同年的演讲《国语与国家》中强调说:日语是日本人的“精神血液”,日本的国体,主要便是由此“血液”来维持的[4];而其翌年出版的论文集《为了国语》的扉页中,则可见铿锵有力的几个大字:“国语是帝室的藩屏,国语是国民的慈母”[5],如此一来便把日语定位在“国家、国民、国语”三位一体的国家体系中。上田认为,确立和普及标准语可培养出日本人的“日本精神”、“精神血液”和“忠君爱国”思想。在之后出版的《关于国语的纯粹性》[6]等著作中,他更加明确地指出“日本精神”的内涵以及“日本精神”和日语教育的关系。上田认为,日本精神、大和魂的本质是以天皇为中心的大和民族意识的统一和日本第一主义的优越感,国语是日本精神的基础,而日本精神的兴起又促进国语教育的发展。毫无疑问,上田要构建的是与军事帝国相匹配的“精神帝国”。 
  上田不仅是语言学者,他还是明治政府国语政策的主要参与者和实施者。他在1895年1月召开的“大日本教育会”上强调说,在语言问题上他提倡采取中央集权主义来统一和规范全国中小学教员所使用的语言,反对教学中使用四国、九州等地区影响较大的方言[7]。同年,上田向帝大校长建议在校内设立国语研究室。他说,国语作为大和民族的精神血液,国家应主动承担发展国语的义务,这是涉及到“重扩帝国版图、重扬国威”的重大之事。研究室设立后上田积极担任主任要职,并培养了许多弟子使其从事国语政策研究。[8] 1898年,上田、矢田部良吉(1851-1899)、嘉纳治五郎(1860-1938)等人组织了国语改良会,并于1900年向政府和国会提交了《关于国字·国语·国文改良的申请书》[9]。当时取得中日甲午战争胜利的日本,民族意识十分强烈,民族气势也异常高涨,加之上田等学者不断鼓吹国语的重要性,因此政府也积极推进国语改革。明治政府于1900年成立国语调查会(上田任委员),1902年将其扩充后改名为国语调查委员会,并列入文部省管辖中。以主任上田为中心形成的国语调查委员会,掌握着当时日本国语政策的方方面面。战争呼唤一致性,这给上田提供了施展“才华”、实现“国语之梦”的舞台。具有乘载“日本精神”、传达国家意志功能的国语,必须是简单易懂的语言。因此国语调查委员会经几年的努力,撰写并出版了《方言采集簿》、《音韵调查报告书》和《口语法》等许多关于国语的报告书和著作。明治政府以此为依据,在国语政策、教育方面制定了《标准语教育》方针。《口语法》中对国语的定义为:今时东京有教养的人们使用的口语[10]。在明治政府大力推广标准语的形势下,方言成为了丑恶的存在。日本政府消灭及“矫正”方言的力度极大,剥夺了人民的语言选择权。由此,日本在语言、文化层面上实现了高度统一,为日本全国上下一致进行对外侵略提供了一个必要条件。 
  二、上田对日语海外输出的“贡献” 
  显然,日本的国语改革是作为甲午战争及日俄战争的配套措施所进行的;战争胜利后,与军事同步的国语将其矛头直指殖民地。国语是日本人的“精神血液”,而日本将这种“血液”,强制输入到台湾、东北等我国沦陷地区,以及朝鲜(指朝鲜半岛)等殖民地人民的语言文化中,目的是令殖民地人民“灭国灭魂”。笔者认为,日本极力在殖民地推广日语教育,与其单一民族单一语种(虽然存在一些少数民族和方言)的文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www.LWlm.COM收集整理化特性[11],以及日本人根深蒂固的等级观念[12]有较大的关系。日本统治者擅于在这种语言文化和政治环境中发挥其特长。而在等级制度和“日本第一主义”政策之下,日本要将殖民地人民改造为会说日语、能够理解日本文化的奴隶,而不是跟他们一样的完整独立的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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