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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鹘文《弥勒会见记》译写年代及相关史事探赜

来源:  作者:李树辉 [字体: ]
回鹘文《弥勒会见记》(原题名作Maitrisimit,又译作《弥勒三弥底经》,以下简称《会见记》)是一部长达27幕的古代大型佛教剧本。迄今共发现约7个抄本:其中6个抄本是以A·V·勒柯克为首的德国考古队于20世纪20年代在吐鲁番木头沟和胜金口等地发现的残叶,分藏于梅因茨(Mainz) 科学 院和柏林科学院,通常称之为“吐鲁番本”;第7个抄本是1959年4月哈密县天山人民公社脱米尔提大队的农民于一古建筑遗址发现的,较为完整,总有293叶(586面),是国内收藏的篇幅最大的回鹘文写本,现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通常称之为“哈密本”(见图1)。此外,还发现有两个焉耆语写本:一为德国考古队于焉耆舒尔楚克获得,现存德国;另一个于1965年出土于焉耆锡克锡千佛洞,现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
1959年和1961年,德国突厥学家葛玛丽教授分别影印、刊布了分藏两处的“吐鲁番本”。她在 研究 了这些残叶后称:“《弥勒会见记》可以说是回鹘戏剧 艺术 的雏型。”我国许多学者也赞同葛氏的观点。由于《会见记》被确定为我国迄今所知最早的、保存最为完整的剧本 [1],进而引起了戏剧史学界的广泛关注。
然而,迄今为止,学者们对《会见记》成书年代的看法,仍存在着很大的分歧,约略有“8~9世纪之间说”(A·V·勒柯克)、“抄于9世纪,翻译年代更早说”(A·V·葛玛丽,1957)、“10世纪说”(J·R·哈密顿,1958)、“10~11世纪之间说”(冯家昇,1962)、“8世纪中期说”(斯那西·特肯,1970)、“10世纪左右说”(耿世民,1980;后转持“8~9世纪之间说”)、“9~11世纪之间说”(李经纬,1982)、“767年说”(多鲁坤·阚白尔,1992)等8种观点[2]。此外,还有学者称:“似可将其看成或肯定为公元初的戏剧艺术史上的重要代表作[3]。”由于诸说多是根据语言和书法特点所做的推测,都没能列出可信的断代依据,而未能获得学术界的共识。可以说,《会见记》的译写年代至今仍是个未解之谜。
笔者认为,必须将探讨《会见记》的译写年代 问题 置于特定的 社会 背景下进行;而要明确其社会背景,则首先应正确认识高昌居民的构成特点、高昌地区的文化特点以及突厥语族群信仰佛教和使用文字的起始时间等基本问题。
一、高昌居民的构成及其文化特点
从汉到唐,高昌地区一直是突厥语族群、印欧语族群和汉语族群聚居的地区。乌古斯(Oʁuz)居民为当地的土著。《汉书·西域传》载:“至宣帝时,遣卫司马使护鄯善以西数国。及破姑师,未尽殄,分以为车师前、后王及山北六国。”“姑师”、“车师”均为Oʁuz的不同音译,车师前国为乌古斯部族之一部,亦即《突厥语大词典》(以下简称《词典》)中的Alqa Bølyk部落[4]。北魏太平真君六年(445年),车师前部王车伊洛率军随魏师西征焉耆,留其子歇驻守交河。其时已占据高昌的沮渠安周乘机攻陷交河。车师古国从此灭亡,其地并入高昌。约一千余家车师民众随车歇投奔车伊洛,寄居焉耆东境;而留在高昌境内的仍为数不少[5]。仅见于《吐鲁番出土文书》中的车姓便有14次之多,这些车姓居民均是其后裔。钤有西州都督府印鉴的唐开元廿二年(734年)《致葛腊啜下游奕首领骨逻拂斯关》,可证当地居住有突厥部落。
阿斯塔那4号墓出土的《唐咸亨四年左憧熹墓志》中称“君讳憧熹,鸿源发于戎卫,令誉显于鲁朝”,暗示其为《左传》作者左丘明的后代。此说固难以确信,但属于汉人却是可以肯定的。左氏随葬品中有一个粗糙的妇女雕像,名之为“妻合端身”。“合端”是突厥语词χatun(≥Qatun,可敦,夫人)的音译。据此推测,很可能是一位突厥妇女。高昌汉人与突厥语族群的文化交往关系,由此亦可见一斑。
生活在高昌地区的印欧语族群也有着悠久的 历史 。在吐鲁番出土的十六国到唐代的名籍、户籍等文书中,就有鄯、龙、帛(白)、曹、何、史、康、安、石、米等诸多胡蕃姓氏。从钤有高昌县印的高昌县崇化乡《神龙三年(707年)点籍样》上残存的定乐里四十余户居民的姓名看,其中2/3以上为胡蕃居民。开元廿年(732年)《石染典过所》中的石染典,自署的身份为“西州百姓、游击将军”。同一时期的《高昌县申修堤堰料功状》中,还提到要“夷胡户”居民一同参加兴修水利工程[6]。宝应元年(762年)建未月《康失芬行车伤人案卷》中,被告康失芬自称是“处密部落百姓”[7]。他和东家靳嗔奴,原告史拂那、曹设冒以及保人何伏昏等,也都是印欧语居民。
统计,麴氏高昌王国时期,汉人占总人口数的70%至75%[8],其余25%至30%的人口为突厥语居民和印欧语居民。这些胡蕃居民同汉族居民一样为编户百姓。蕃汉聚居一地,互相通婚,必然导致文化的交流和融合。胡蕃居民多通汉语,取汉式姓名;汉族居民也在相当程度上突厥化了。《北史·高昌传》称:“其国……服饰,丈夫从胡法,妇人裙襦,头上作髻。其风俗政令,与华夏略同……文字亦同华夏,兼用胡书。有《毛诗》、《论语》、《孝经》,置学官弟子,以相教授。虽习读之,而皆为胡语。”据研究,就连麴氏家族亦出自卢水胡之沮渠氏[9]。在《延昌廿三年张阿恱用碓契约》中,同时还出现了“辰岁六[月]卅日”的纪年形式[10],即为突厥人所习用的“十二兽历纪年法”。
6世纪中叶,乌古斯部族的一支以突厥为号,崛起于“金山之阳”。随着其“西破嚈哒,东走契丹,北并契骨”等一系列征伐战争的胜利,而最终成为“威服塞外诸国”的强大草原帝国。“其地东自辽海以西,西至西海万里,南至沙漠以北,北至北海五六千里,皆属焉”[11]。麴氏高昌王国自555年开始,便沦为前突厥汗国及后来的西突厥汗国的属国。麴伯雅曾被突厥逼迫妻其祖母,亦曾将女儿嫁给突厥可汗之子(阿斯塔那古墓出土的麴氏高昌供食文书中,就曾出现“外生儿提懃珂都虔”之名)。大业八年(612年),麴伯雅令国人“解辫削衽”,变夷从夏,但迫于西突厥的压力,最终也未能改风易俗[12]。
统叶护可汗统治期间(619~628年),“西域诸国王悉授颉利发,并遣吐屯一人监统之,督其征税”[13]。阿斯塔那307、329、517号墓葬出土的9件麴氏高昌供食文书中,有6件的 内容 都与突厥有关。表明上自可汗使团、达官贵人,下至工匠,均是麴氏政权的常客。不仅如此,麴氏政权中还有突厥人担任高级军职。高昌与西突厥联合攻掠伊吾后,“太宗以其反覆,下书切让,征其大臣冠军阿史那矩入朝,将与议事”。阿史那矩显系突厥王族,但却是高昌王国的“大臣”,拥有高昌军职等级中仅次于高昌王和“卫将军”的“冠军”职位。麹文泰最终也没让阿史那矩入朝,只是“遣其长史麹雍来谢罪”。这期间,麹文泰甚至还拘留由突厥处逃至高昌的汉人,抗旨不遣。“又寻与西突厥乙毗设击破焉耆三城,虏其男女而去”[14]。当太宗遣虞部郎中李道裕调查此事时,也只是遣使谢罪,实质上并未予理会。“帝复下玺书示文泰祸福,促使入朝,文泰遂称疾不至”[15]。
此前,麴文泰就曾“以金厚饷西突厥欲谷设,约有急为表里;使叶护屯可汗浮图城”,欲共同抵抗唐朝西进。由麴文泰对待唐朝的态度可看出,麴氏政权与西突厥的关系,并非是被动的受其控制,而是主动依附,并凭借这种关系谋取利益。史籍中就有很多有关麴氏高昌与西突厥联合遣使朝贡的记载。例如:
[武德二年(619年)七月],西突厥叶护可汗及高昌并遣使朝贡。(《旧唐书·高祖本纪》)
[武德三年(620年)]三月癸酉,西突厥叶护可汗、高昌王麴伯雅遣使朝贡。(同上)
[贞观三年(629年)]冬十一月丙午,西突厥、高昌遣使朝贡。(《旧唐书·太宗本纪上》)
唐贞观年间,玄奘离开高昌时,麹文泰曾遣殿中侍御史欢信送至叶护可汗牙。又作二十四封书,通屈支等二十四国,每一封书附大绫一匹为信。又以绫绡五百匹、果味两车献叶护可汗,并书称:“法师者是奴弟,欲求法于婆罗门国,愿可汗怜师如怜奴,仍请敕以西诸国给邬落马递送出境[16]。”“邬落马”为突厥语、汉语合璧词。“邬落”为ulaʁ的音译。《词典》释为:“ulaʁ——乘骑。遵匐(伯克)之命,在驿站供快递信使换乘的马匹。”(Ⅰ.165)其书信能使玄奘在西突厥境内畅通无阻,“邬落马”一词的使用,都足以说明双方关系的密切程度和高昌汉人对突厥语的熟悉程度。
二、突厥人信仰佛教和使用文字的起始时间
突厥人中最早信仰佛教的,当属车师前国的居民。至晚在4世纪时,佛教便是该国国教。据《出三藏记集》及释道安《鼻奈耶·鼻奈耶序》记载,前秦建元十八年(382年)正月,鸠摩罗跋提曾以车师前部“国师”的身份随“车师前部王名弥第来朝”。表明该国佛教兴隆,僧侣地位很高。鸠摩罗跋提曾将《四阿含暮抄》、《阿毗昙心》、《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胡本携至长安,并翻译了《四阿含暮抄》。据陈世良先生考证,当时,大小乘佛教都流行于车师前国,并进而推测,公元前1世纪时佛教已传入车师前国[17]。
约自公元2世纪初开始,分布于东部天山地区的乌古斯部落,以“滑”为其共名见诸于汉文史籍。“滑”字古音读gu,为Oʁuz(乌古斯)的略音便译。顺帝永建元年(126年),班勇曾率车师后部王子加特奴及八滑等发精兵击北匈奴呼衍王,故而史籍中又称之为“八滑”[18]。滑国于梁武帝天监十五年(516年)始遣使向南朝贡献方物。此后,有关滑国的记载亦见于《梁书·诸夷传上》及《南史·夷貊列传》等史籍。
敦煌莫高窟第285窟内有“大代大魏”大统四年和五年(538~539年)的榜题4篇。其中第三篇题记为大统五年四月廿八日所写的发愿文。发愿文东侧所画的供养人像列西向第一身的题名为:“请(清)信士滑□安供养像。”发愿文东侧供养人像列西向第二身题名为:“请(清)信士滑黑奴供养/孙昔海。”同列供养人像的第四身题名为:“请(清)信士滑一供养。”该窟的第四篇发愿文的内容为:
夫从缘至果,非祝集无以成功。是以佛弟子滑黑奴上为有识之类敬造无量寿佛一区,并二菩萨,因斯微福,愿佛法兴隆,魔事微灭。后愿含灵抱识,离舍三途八难;现在老苦,往生妙乐,齐登正觉。大代大魏大统五年五月廿一日造讫。
上列滑姓男供养人画像的衣饰,都具有乌古斯突厥人的特征:身穿小口袖圆领褶,头戴卷沿帽,腰带上系有“革占鞢七事”(打火石、针筒、刀子、磨刀石、解结锥、绳等)。正与广布于天山、阿尔泰山地区的突厥石人及梁元帝所绘《职贡图》的滑国使者画像相同。可见,车师后部等乌古斯部落以“滑”为国名和姓氏,正与车师前部王车夷洛及其部众以“车”为姓氏一样,都源于其部族之名——乌古斯(Oʁuz)。据此可知,乌古斯人(或其一部分)至晚在西魏大统四年(538年)时已信仰佛教。
6世纪末,连突厥佗钵可汗也皈依佛教了。《北齐书·斛律羌举传》中就有“代人刘世清……能通四夷语,为当时第一。后主命世清作突厥语翻《涅槃经》,以遗突厥可汗,敕中书侍郎李德林为其序”的记载。其“突厥可汗”,指突厥佗钵可汗(Tapar Qaʁan,=他钵可汗)。《北史·突厥传》亦云:
齐有沙门惠琳,掠入突厥中,因谓他钵曰:“齐国强富,皆为有佛法。”遂说以因缘果报之理。他钵闻而信之,建一伽蓝,遣使聘齐,求《净名》、《涅槃》、《华严》等经,并《十诵律》。他钵亦躬自斋戒,绕塔行道,恨不生内地。
上文所记,约为北周建德二年(573年)事(《隋书·突厥传》略同)。1956年在蒙古人民共和国Bygyt地方发现的一个叫做Makan Tegin(=Muqan Tɛgin=Buqan Tɛgin,木杆特勤)的纪功碑,三面刻写的是草体粟特文、粟特语,另一面则刻写的是婆罗谜文字和梵语[19]。该碑也记述说,佗钵可汗“愿建一大的、新的佛教寺院”[20]。另据《续高僧传·阇那崛多传》记载:北周武帝自建德三年(574年)开始迫害佛教,于周明帝武成年初(559年)到长安传教的犍陀罗国高僧阇那崛多(Jinangupta)打算西归故土。他与和上二人“路出甘州”途经突厥汗国时“为突厥所留”十余年,在突厥汗国传布佛教。另“有齐僧宝暹、道邃、僧昙等十人,以武平六年(575年)相结同行,采经西域,往返七载,将事东归。凡获梵本二百六十部,行至突厥。俄属齐亡,亦投彼国。因与(阇那崛多等僧人)同处讲道相娱。所赍新经请翻名题勘旧录目”。直到开皇元年(581年)隋灭北周,佛法再兴时,才返回中原。有学者推测:《木杆特勤纪功碑》所刻的婆罗谜文字和梵语,可能就是阇那崛多的手笔。综合各类 文献 的记载可断定,佗钵可汗皈依佛教完全可信[21]。
突厥人至晚在482年便已使用文字。哈喇和卓75TMK90墓葬出土的9枚“代人”木牌的正面,以汉文书写“代人”,背面为粟特文[22]。其中1枚的文字为突厥语的Kiʃi(人),另两枚拼写的为汉语的Rin(人)和Tairin(代人)[23]。同墓还出土有永康十七年三月廿□日的汉文纸文书残片1件(编号为75TMK90:27),另有2件只书“十年”而没有年号。永康是柔然郁久闾予成的年号。按《魏书·蠕蠕传》的记载,永康十七年应为480年。但吐鲁番出土的《妙法莲华经》残卷跋题却有“永康五年岁在庚戌七月”字样。依干支推算,永康五年应为470年,永康十七年为482年。由于《魏书·蠕蠕传》系后人所补,而《妙法莲华经》残卷却为当时人所写,故而学者们多认为以482年较为可信[24]。《梁书·诸夷传上》载称:“滑国者,车师之别种也……无文字,以木为契。与旁国通,则使旁国胡为胡书,羊皮为纸。”(另见《南史·夷貊列传》)所记正与出土“代人”木牌的文字相合。
立于蒙古人民共和国哈尔乌苏(Хар Ус)的《多罗郭德回鹘文碑》[25],亦是木杆特勤的纪功碑。木杆之父土门(Tymɛn)于魏废帝元年(552年)正月自号伊利可汗(ɛl Qaʁan),约于当年便去世,可汗由木杆继任[26]。由两碑中都自称“木杆特勤”度之,当立于552年[27]。另在新疆昭苏县种羊场小洪纳海石人粟特文题铭中,亦有“Muχan可汗之孙,像神一样的……Nri可汗”,“持有王国二十一年”的内容[28]。“Muχan可汗”也便是木杆可汗(Muχan即Buqan,b/m、q/χ在突厥语中具有对转关系),“Nri可汗”亦即泥利可汗。这两条铭文正可为上说提供有力的佐证。
1980年,柏孜克里克千佛洞曾出土一件与建昌五年的汉文文书卷在一起的回鹘文摩尼教文献[29]。“建昌”分别为柔然豆罗伏跋豆伐可汗和麴氏高昌麴宝茂的年号。前者相当于公元512年,后者相当于公元559年。学者们断定应属麴宝茂的年号无疑。这一件回鹘文文献亦可为上说提供一个 参考 。
《周书·突厥传》有“其书字类胡”之谓,《北史·高昌传》亦有“兼用胡书”之说。“胡”是古人对粟特人的称谓。称其文字与粟特文相似,显然是指回鹘文而言。唐初,玄奘西行求法途经高昌时,麴文泰曾“作二十四封书,通屈支等二十四国”,至西突厥汗国后,叶护可汗曾“更引汉使及高昌使人入,通国书及信物,可汗自目之甚悦”。玄奘行前,可汗又“作诸国书,令摩咄送法师到迦毕试国”[30]。麴文泰及叶护可汗所修书信当均是以回鹘文书写的。可见到7世纪初时,回鹘文的使用已相当普遍。此前,因无其他佐证材料,学者们对《周书·突厥传》的记载多持怀疑态度。碑铭和出土文献都证明,史籍中的记载非但可信,且其有文字的时间还可进而上推至482年。
三、《会见记》译写年代及写经施主的身份
由上可看出,从汉到唐,高昌地区一直是突厥语族群、印欧语族群和汉语族群聚居的地区。当地的突厥语居民至晚在4世纪时已信仰佛教,且至晚在482年便已开始使用文字。结合《会见记》的语言特点及所反映的相关社会背景,笔者推断:其译写时间,即题年中的qutluʁ qojn jïl ʒyn yʧynʧ aj iki otuz-ʁa(吉祥的羊年辰三月二十二日)为高昌延昌十五年(乙未年,575年)三月二十二日;写经施主ʧy Taʃ-J(i)gɛn Tutuq和Tyzyn,是麹氏高昌王国的最高统治者麴乾固及其夫人——突厥佗钵可汗之女。
(一)《会见记》的语言特点表明,译写年代应为6世纪。出土文献、碑铭文献和历史文献都证明,回鹘文的使用非但不晚于且还要早于如尼文。麻赫穆德·喀什噶尔也曾指出:“自古以来,在喀什噶尔直到上秦的所有突厥村落里,所有的可汗和苏丹的诏书及信函均是采用这种文字书写的。”(MⅠ.11)《会见记》使用的字体正为早期回鹘文写经体,s与ʃ不加区分。“其正字法主要特点为n字母(特别在专名中)有时在左方加一点。Ž字母有时在右方加两点。p(b)、k(g)字母后的a、ä写成象r字母一样。前元音词中词首的ä常写成a(但amranmaq‘爱’,artuq‘多余的’等少数词词首的a又写成ä)等”[31]。同时,写本的语言亦具有典型的前古突厥语[32]特点。具体表现为:
1.向格助词除-ʁa/-qa/-gɛ/-kɛ等形式外,还使用了-ʁaru/-qaru/-gɛry/-kɛry等古老的形式。例如:
序章第4叶B面1行:qutqaru j(a)rlïqadï.(拯救了,赐福了)
第三章第11叶A面1行:uzun turʁaru yzyksyz……(长期以来不断的……)
2.动词第三人称条件式为-sar/-sɛr。例如:
第三章第7叶B面19~20行:nɛ yʧyn tɛp tisɛr……(若说为什么……)
第四章第16叶A面12行:uqtum ɛrdi ɛrsɛr……(我若知道的话……)
突厥语历时音变的一条重要 规律 ,便是处于音节末尾的r音的脱落,至今亦然。-sar/-sɛr为动词第三人称条件式的古老形式,曾见于8世纪的《暾欲谷碑》(共出现22次)、《阙特勤碑》(共出现10次)、《毗伽可汗碑》(共出现3次)等碑铭文献[33]。至晚到11世纪时便已演变为-sa/-sɛ,《词典》作为词条收录了-sa/-sɛ形式(MⅢ.288),而-sar/-sɛr形式则仅见于引用的古老谚语(MⅡ.15)。
3.十以上数词的表示法均为个位数在前、十位数在后的古老形式。例如:
bir j(i)g(i)rminʧ(第11)  iki j(i)g(i)rminʧ(第12)  biʃ j(i)g(i)rminʧ(第15)
alti j(i)g(i)rminʧ(第16) jiti j(i)g(i)rminʧ(第17) bir otuz(21)
biʃ otuzunʧ(第25)
4.使用了古老的“q音化”形式,未出现q音转化为χ音的现象。例如:
Ilik Qan(王汗)   qaju(哪个)
立于552年的《多罗郭德回鹘文碑》保留了古老的“q音化”形式(如“木杆”作Buqan),尚未出现“χ音化”现象;而在小洪纳海石人题铭中,“χ音化”现象便已出现(如“木杆”作Muχan)。泥利可汗为木杆可汗之孙,鞅素特勤之子,任可汗的时间为隋开皇七年(587年),卒于开皇末年(600年)或仁寿元年(601年)。也就是说,“χ音化”现象当出现于6世纪末或7世纪初,意味着《会见记》应译写于此前。
5.语言具有鲜明的“d音化”特点。例如:
adrïl-(离开) adïrtlïʁ(区分的) adart-(区分) adʁïr(公马) bod(躯体)
adaq(脚)     kædik(野兽)      kædim(衣服)  bodun(民众) kɛdin(后来)
kæd-(穿)     ædgy(好,善)     tod-(饱)     ud(牛)      ud-(跟随)
qudruq(尾巴) udʧï(放牛者)     udï-(睡觉)  qod-(放下)  odʁur-(唤醒)
qadʁuluʁ(悲伤)
8世纪的碑铭文献语言,已明显呈现出不同的方言特点,分化、演变为“东部方言”(j方言)、“中部方言”(ð方言)、“西部方言”(z方言)、“北部方言”(ʤ方言)、“混杂方言”等5类分化型方言和“中北方言”(n方言)、“南部方言”(h方言)等两类混化型方言[34]。高昌地区属上古突厥语“东部方言”区。《会见记》若书写于8~11世纪,当呈现“j音化”特点。其语音特点也表明,书写年代应早于8世纪。
此外,《会见记》使用的语言还具有混合方言的特点。突厥语的行为特征形动词附加成分(即附加于动词词干后,用来表示“从事……的人”意义的词缀,现多视为名词附加成分),分-daʧï/-taʧï/-dæʧi/
-tæʧi和-ʁuʧï/-quʧï/-gyʧi/-kyʧi等两套形式。前一套形式为“突厥蛮人及其邻近部落的人所使用”(MⅡ.432),亦即用于乌古斯人、克普恰克人、样磨人、奥厄拉克人、苏婆人以及直到罗斯(俄罗斯)国附近的佩切涅克人的方言中;而炽俟人、喀什噶尔人、巴拉萨衮人、阿尔乌人、巴尔斯罕人以及直到上秦一带的回鹘人的方言中则使用后一套形式(MⅡ.62~71,466~467)。这两套形式均见于《会见记》中。此外,还使用了m ɛn(我)、myn(肉汤)等突厥(狭义)语词,而乌古斯语、克普恰克语则作b ɛn、byn(MⅠ.514)。
“妻子”、“内人”一词,在“哈密本”中写作kiʃi。如序章第14叶A面发愿文第1~10行的文字为[35]:
J(ɛ)mɛ alqatmïʃ ajʁa kysɛnʧig kyngɛ/ødrylmïʃ ædgy ødgɛ qutluʁ qïwlïʁ qoluʁa/qutluʁ qojn jïl ʒyn yʧynʧ aj/iki otuz-ʁa M(æ)n Yʧ ærdinigæ kirt-/gynʧ (køŋ)ylyg upasï ʧy Taʃ-J(i)gɛn/Tutuq (kiʃ)im Tyzyn birlæ kin kæltæ-/ʧi Majtri Burχan-ʁa tosalïm tɛp/bir Majtri subæzætdimiz··bir/(Majtrisim)it Nomïn j(ɛ)mɛ/bititd(i)miz.
时值(?)值得赞美之月吉日/选定的吉时良辰/吉祥的羊年辰三月/二十二日,我,诚心以对三宝/的信士(优婆塞)——ʧy Taʃ-J(i)gɛn/都督和内人Tyzyn一起,/为了能和未来佛——弥勒佛相见,/而使人塑一尊弥勒塑像,并/让人书写了一部《弥勒会见记》。
该词在大多数方言中用于指“人”:“kiʃi——人。此词既用于单数,也用于复数。不加区分地用于指称男人和女人”(MⅢ.310);而在样磨语中则是指“妻子”、“夫人”、“内人”或“老婆”:“kiʃi——妻子,夫人,老婆。我是在样磨国听到此词的。他们将“他成家了吗”一语,说成Ol kiʃi aldïmu(他娶老婆了吗)”(MⅢ.310)。该词的使用,意味着《会见记》还具有样磨语的方言特点,正与6世纪前后高昌地区的突厥语方言特点相一致。kiʃi的这一用法,还曾见于莎车出土的喀喇汗王朝时期的回鹘文土地买卖文书,例如莎车出土的一份回鹘文土地买卖文书第14~18行文字为:
Biz-i[ŋ]-dɛ kin kidin/oʁlumïz-qa ja qïz-ïmïz kiʃimiz-kɛ/[qa]daʃ-larïmïz-qa kim ɛrsɛ-kɛ dɛ’wa/dɛstan joq·kim dɛ[’w]a qïlsa qanmasa/batïl tanuqï jalʁan·
我们一方,今后我们的儿子、我们的女儿、我们的妻子、我们的诸亲属,无论谁都无争讼,设有争讼、不满,均无效。其证人是虚假的。[36]
样磨人的居地本在伊犁河流域,塔里木盆地西缘的样磨人是保义可汗(808~821年在位)西征后为阻绝吐蕃和葛逻禄的联系而派驻当地的[37]。故而,这一用法也就 自然 会出现于这份撰写于jïl tørt jyz jitmiʃ yʧdɛ sïʧʁan jïlï rabï’al aχïr ajïnda([伊斯兰历]473年,鼠年[伊斯兰历]4月)[38]的文书中。
(二)有关“圣明国家睿智的狮神——我们的回纥郡主”、“十姓回纥国”及“突厥-突骑施州(郡)”的内容表明,应撰写于唐平高昌之前。高昌地区在640~791年的100多年间,一直为唐朝所统辖。791年秋以后,虽为回鹘占领,但此时回鹘的王统,早已转移至“九姓乌护”系统[39]。“哈密本”序章第14叶A面第21~27行发愿文的内容表明,其时正值“十姓回纥”的强盛时期:
J(ɛ)mɛ bu bujanaʁ aŋ øŋræ a(vïrar)/biz T(æ)ŋri Bøgy ɛl Bilgæ Arslan T(æ)ŋri/Ujʁur Tærkænimiz qutïŋa alqatmïʃ On/Ujʁur ɛli··otuz tɛgit oʁlanï··toquz/ɛlʧi bilgæsi··mïŋ tapïnur tymæn/iʧræki-læri birlæ mïŋ tymæn jïlʁa/tægi ɛl aʃaju j(a)rlïqamaq-larï bolzun-lar.
复次,我们愿最先转施此功德,祝福圣明国家睿智的狮神——/我们的回纥郡主,愿十姓/回纥国、三十个王子、九个/使臣和千个侍从、万个/族人和好千万年,一起成为仁慈之人。
Tærkæn(郡主)一词,是“由可汗授予某地方长官的称号。意为‘喂,臣服者’。这个称号不能用于地方统治者之外的人”(MⅠ.575)。上文称“我们愿最先转施此功德,祝福圣明国家睿智的狮神——我们的回纥郡主”,意味着高昌为回纥的属地,且有回纥的统治者驻于当地;而On Ujʁur ɛli(十姓回纥国)更表明正值“十姓回纥”的统治时期。“十姓回纥国”之名亦曾见于高昌出土的一份摩尼教经文残卷的跋语中。其文为:taʃddïn sïngar alqatmïʃ ïdduq On Ujʁur ɛlintɛ。意为:“外部(指世俗者,与教徒是相对立的,而教徒一般指‘内部’)在值得赞美的、神圣的十姓回纥国。”[40]两份文献显然均为“十姓回纥”统治时期的作品。
自前突厥汗国分裂后,天山北麓及锡尔河以东地区一直为西突厥的领地。西突厥也便是突厥语文献中的On oq、On Ujʁur,汉文史籍中的“十箭”、“十姓”、“十姓部落”(以上俱见于《旧唐书·突厥传》)、“十姓突厥”(《新唐书·裴行俭传》)、“回纥”(《旧唐书·回纥传》),亦即古代回鹘文史诗《乌古斯可汗的传说》中的“乌乔克”(Uʧoq)集团和《史集》的“左翼军”。自王统转移至“九姓乌护”系统后,“十姓回纥”之名渐湮没不彰。
再者,贞观十四年(640年)侯君集平高昌后,该地为唐朝直接领辖,就连“十姓回纥”境内也设置了督都府,委任了各级官员。当地不可能有“十姓回纥”的郡主。高昌(西州)统治者没有向“十姓回纥”献媚、讨好的必要,也不可能称其为On Ujʁur ɛli(十姓回纥国),更不可能出现“祝福圣明国家睿智的狮神——我们的回纥郡主”之类的献辞。即使转施功德,也应是祝福大唐天子。也就是说,《会见记》以及该摩尼教经文残卷必定都撰写于唐平高昌之前。
此外,“哈密本”第一章第4叶B面第2~3行Biziŋ inimiz Tyrk Tyrkis Uluʃ[41]ta Balïqta utrap(我们的兄弟在突厥咄陆州<郡>,在城中相遇)一句,亦透露了些许背景信息。Tyrk Tyrkis Uluʃ(突厥咄陆州<郡>)的使用,同样表明应书写于唐平高昌之前,即麹氏高昌王国时期。
(三)ɛl-Balïq(国城)一词的使用,意味着应完成于高昌作为国都的历史时期。“吐鲁番本”中曾出现ɛl-Balïq(国城)一词[42]。高昌作为国都的时间可分为两个时段:一为贞观十四年(640年)唐平高昌之前;一为宋乾德三年(965年)十一月之前高昌回鹘首领正式称汗[43]以后。但仅据有关赞美“十姓回纥国”的内容,便可将后一时段排除。ɛl-Balïq应指麹氏政权的都城——高昌城而言。
(四)男施主ʧy Taʃ-J(i)gɛn Tutuq,应是麴乾固的突厥语名号。在“哈密本”序章残叶中,施主ʧy Taʃ-J(i)gɛn Tutuq之名出现多次,或简称作Taʃ-J(i)gɛn Tutuq。该名在“吐鲁番本”中又简称作ʧy Tutuq。Tutuq为“都督”的音译,ʧy Taʃ-J(i)gɛn当为施主的全名。同一施主之名出现于两个抄本的情况,表明二者当源于同一底本。由施主名号的两种简称形式判断,ʧy当为汉人姓氏——姓或名与官职连称,正是汉人的习惯,至今亦然。李经纬先生将ʧu(ʧy)转写为“麴”[44],甚是。麹氏为高昌的豪门望族,统治高昌的时间长达9代,共134年[45]。其第一代国君麹嘉即位于507年,最后一位国君麹智盛于640年继位后不久便退位。
“都督”为军事长官或领兵将帅。后汉光武帝时始有此称。魏晋时,称都督中外诸军事或大都督者,为全国最高军事统帅。后又特崇其秩,于都督之上加一“大”字,号称“大都督”。南北朝时,都督诸州军事大多都兼所治州刺史,总揽军事民政。唐平高昌之后,麹氏家族中任都督一职者唯有麹智湛一人。《新唐书·龟兹传》曰:
是岁,徙安西都护府于其国,以故安西为西州都督府。即拜左骁卫大将军兼安西都护麹智湛为都督。
有关西州都督府设置时间,史籍中的记载不尽一致。两《唐书·地理志》作“显庆三年”(658年);《册府元龟·外臣部·封册二》系于“显庆二年五月”。其“二”字当为“三”字之讹。也即是说,麹智湛是于“显庆三年”(658年)任都督一职的。此后,西州都督府于龙朔二年(662年)升格为金山都护府,麹智湛为首任金山都护[46]。麟德二年(665年),麹智湛卒于“左骁卫大将军、西州刺史”任上,其子麹崇裕未能袭任父职。《旧唐书·西戎传》称:
天授初(690年),其子崇裕授左武卫大将军、交河郡王。卒,封袭遂绝。
麹智湛任西州都督的时间为658~662年。这期间,麹智湛身为唐军驻守一方的官员,无论从当时的形势着眼,还是从其身份考虑,都不可能说出赞美“十姓回纥国”及其统治者的献辞。将麹智湛排除后,麹氏中任都督一职者,只可能是麹氏高昌王国九位统治者中的某一位。核检文献,九位中仅麴宝茂和麴乾固有此官衔。如《宁朔将军麴斌造寺碑》(以下简称《造寺碑》)阴面铭文记麴宝茂的职衔为:
使持节、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都督瓜州诸军事、侍中、瓜州刺史、西平郡开国公、希堇、时多浮跌、无亥、希利发、高昌王麴宝茂。
麹氏高昌王国的官制中没有都督一职[47]。“使持节”以下至“西平郡开国公”为西魏所授之官爵;“希堇”以下至“希利发”为突厥所授之官称:“希堇”为Irkin[48]的音译;“时多浮跌”似为ʃat buda(欢喜佛)的音译;“无亥”为Bøkæ[49]的音译;“希利发”为Ɛltɛbir的音译(汉文史籍中又作“俟利发”、“颉利发”或“俟利伐”);“高昌王”则为其自封的尊号。
麴乾固在其于延昌三十九年(599年)五月廿三日所写的《大般若波罗密经》残卷(405号)末尾自署的职衔为:
使持节、大将军、大都督瓜州诸军事、瓜州刺史、西平郡、开国公、希近、时多浮跋、弥硙、伊离地、都芦悌、陀豆、阿跛亥、希利发、高昌王、麴乾固
大谷光瑞藏麴乾固于高昌延昌四十年(600年)所写《大品般若经》残卷跋尾的职衔为:“使持节……跋、弥硙、伊离地……陁豆……利发……”此残卷的抄写时间仅晚于前写卷一年。两相比对,所缺诸字皆可据以补出。
对于地处西域的麴氏高昌王国统治者来说,“都督”与“大都督”虽称名不同,而所指实职却没有区别。“大都督”的使用在“都督”之后,从《会见记》使用Tutuq(都督)而非“大都督”的情况来看,也应当译写于599年之前。又据《隋书·高昌传》及《造寺碑》“遂同盟结姻”句可知,麹宝茂曾娶突厥可汗女为妻。值得注意的是,见于“哈密本”序章第14叶A面发愿文中的女施主——ʧy Taʃ-J(i)gɛn都督之妻,正使用的是突厥语名Tyzyn。该词的意思为“仁慈”、“和善”、“仁者”、“老实人”、“忠厚者”(MⅠ.540),与常用作汉族尼姑法号的“善妙”相当,应是其人因笃信三宝而取的佛教名或法号。这位女施主应就是已皈依佛教的突厥佗钵可汗之女。麴氏统治者中娶突厥可汗女为妻者,共有麴宝茂、麴乾固和麴伯雅三人,而其三人之突厥妻子却为同一人。《北史·高昌传》云:
(麴)坚死,子伯雅立。其大母本突厥可汗女,其父死,突厥令依其俗。伯雅不从者久之。突厥逼之,不得已而从。
《隋书·高昌传》所记相同。上文中的麴坚,当为麴乾固之误。“大母”即祖母。按突厥习俗,“父兄伯叔死者,子弟及侄等妻其后母、世叔母及嫂”[50]。这种子承父妻(生母除外)的习俗,在汉人看来属“乱伦”行为,但麴乾固、麴伯雅为突厥所迫,最终皆“不得已而从”。
麴伯雅的职衔中没有“都督”之称。如其人在阿斯塔那24号墓所出《高昌延昌酉岁屯田条例得横截等城葡萄园顷亩数奏行文书》末尾的署衔为“□□□军 肤叠□吐诺他跋罒正攵鍮屯发高昌令尹麴伯雅”[51],在48号墓所出《延昌廿七年六月廿九日兵部条列买马用钱头数奏行文书》末尾的署衔为“中将军高昌令尹麴伯雅”[52],在《北史》、《隋书》之《高昌传》中均作“光禄大夫、弁国公、高昌王”。据此,可将麴伯雅排除在外。“哈密本”序章第14叶A面的发愿文中明言:让人书写《会见记》的时间为qutluʁ qojn jïl ʒyn yʧynʧ aj iki otuz-ʁa(吉祥的羊年辰三月二十二日)。而麴宝茂在位的555~560年间却没有“羊年”。据此,又可将麴宝茂排除。
麴乾固在位的561~600年间共有四个“羊年”,分别为563年(癸未年)、575年(乙未年)、587年(丁未年)和599年(己未年)。那么,《会见记》究竟译写于其中的哪一个“羊年”呢?
据《造寺碑》阴面铭文可知,高昌建昌元年(555年),麴斌曾“于新兴县城西造立一寺”(碑阳铭文中亦有“于所领城西显望之处磬捨珍财建兹灵刹”之语),并施舍了潢泽六处及“城中里舍”一区“永充斋供”。为避免日后“有不消(肖)子孙、内姓外族依倚势力,□侵寺物及寺主不良费用”而刻碑记其地界四至及建寺经过。该寺环境幽雅,景色怡人,建筑恢宏,“因形定□□,□构宇银槃。切汉□□,□□□□。金钟振响,似香山之美乐。房廊周迊,势方祇恒。禅室连扃,祕如□卛。薗树含烟,百卉□□。□□□□,竞日争鲜。碧水遄波而弘响,青风里树而氛氲。信圣者之神居,荵□□妙所矣”。阳面铭文称麴斌为“河州金城郡□□□之从叔也”,所缺三字当为“麴宝茂”。可见该寺为麴氏家族的王家寺庙。正为此,上自麴氏政权的最高统治者麴宝茂,下至身居要职的麴氏家族成员及异姓官员均莅临其落成之礼。
此后,麴氏家族亦曾多次扩建、修葺该寺。至延昌十五年(575年)时,麴斌嗣子——时任虎威将军、新兴县令的麴亮,又于原碑背面(阳面)铭刻麴斌生平事迹,并于上方铭题麴氏家族成员姓名、刻画诸人造像(见图2)。值得注意的是,在女性成员的造像、题刻中有一“使氏”。“使”姓也便是常见于史籍的“史”姓,为阿史那氏突厥(即乌古斯)的汉化姓氏[53]。此人当正是《会见记》的女施主——ʧy Taʃ-J(i)gɛn都督之妻Tyzyn,亦即佗钵可汗的女儿。
黄文弼先生以为:该寺“未完工而麴斌死;其弟麴暄续成之。至其嗣子亮,乃竖碑,时在延昌十五年,距开始建寺之岁,已二十年矣”。并称“《新疆图志·金石志》分作两碑(辉按:指该碑阴、阳两面)……显与事实不合”。细读该碑两面铭文,可知此说有误。该碑阴面铭文刻写于建昌元年(555年),而阳面铭文刻写于延昌十五年(575年)。这也是“惟碑阳作麴斌,碑阴施产契作麴斌芝[54],即同一人称名不同的原因所在。
建昌元年(555年),正是麴宝茂执政的第一年。麴斌施产建寺应与庆祝高昌、突厥间休战“交好”、“同盟结姻”事有关。该碑阳面铭文云:
其后,属突厥雄强,威振朔方,治兵练卆(卒),侵我北鄙。□□□□军之委,承庴胜之荣,鹰扬阃外,虎步敌境。兵锋暂交,应机退散,生(主?)□□□敷(数?)之期,深知□□□□,□(居?)安虑危,见机而作,乃欲与之交好,永固邦疆。以专对之才,非人莫□,□□君厂邦庭,远和□□。□□□之以机辨,陈之以禑(祸)福。厂邦主钦其英规,土(士?)众畏其雄略,遂同盟结姻,□□而归。自是边□□□,□□无虞,干戈载戢,弓矢斯鞱,皆君之力也。以功进爵,乃迁振武将军□□□史。寔乃柱石□□□□,□□社稷之器。苞罒止刂柔于胸衿(襟),备文武于怀抱。名不虚称,斯其膺矣。[55]
麴斌既是统军与突厥交战的将领,又是与突厥谈判的使臣。战事最终以麴宝茂娶佗钵可汗之女并接受突厥所授之官称而告结束。也就是说,麴宝茂是于执政当年娶佗钵可汗之女为妻的。碑铭所记,既可正《北史》、《隋书》之误,又使其成婚时间得到了落实。
值得注意的是,该碑阳面刻于麴乾固执政的延昌十五年(575年)九月。这一年正是甲子纪年的“乙未年”,而《会见记》也正是于qutluʁ qojn jïl ʒyn yʧynʧ aj iki otuz-ʁa(吉祥的羊年辰三月二十二日)译写的。题年中的ʒyn显然是汉语借词,但究竟是哪个汉字的对音却颇令学者们踌躇。在伊斯拉菲尔·玉素甫等人研究整理的《回鹘文弥勒会见记》及斯拉菲尔·王素甫、多鲁坤·阚白尔合撰的《回鹘文大型佛教剧本〈弥勒会见记〉》中,均汉译为“闰”字。此后,多鲁坤·阚白尔在《〈弥勒会见记〉成书年代新考及剧本形式新探》一文中又改译为“辰”。或许是因为核检“ 中国 历史纪年表”时,发现“闰三月”的“羊年”与其所考订的年代相去太远,才从翻译的角度进行了修订。笔者赞同这一改译。理由有三:
(一)查检薛仲三、欧阳颐编《两千年中西历对照表》(商务印书馆,1928),5~20世纪的1600年间共有五个闰三月的羊年。分别为:梁豫章王天正元年(辛未年,551年)、宋英宗治平四年(丁未年,1067年)、清雍正五年(丁未年,1727年)、清嘉庆十六年(辛未年,1811年)和1955年(乙未年)。第一个羊年为时过早,后三个羊年又为时过晚。第二个羊年与《词典》的成书时间接近,但仅凭二者在语言方面所呈现的不同 时代 特点便可予以否定。
(二)在拉克玛蒂(G·R·Rachmati)《吐鲁番突厥文献汇编》第7卷《由艾布拉尔所作的汉学注释》这一有关回鹘历法和星相学基本史料汇编中,“闰月的回鹘文名称是šün(出自汉文‘闰’)āy(月)”[56],即ʃyn aj,而不是ʒyn aj。岑仲勉先生亦是将回鹘文的šün对译为汉语的“闰”[57]。
(三)中原历法,从汉武帝太初元年起以正月为岁首,建寅,一直未变。沈括《梦溪笔谈》卷七,“斗建有岁差”条云:
正月寅,二月卯,谓之建。其说谓斗杓所建。不必用此说,但春为寅、卯、辰,夏为巳、午、未,理自当然,不须因斗建也。缘斗建有岁差,盖古人未有岁差之法。
高昌与敦煌地区的历法直接源于北凉,属我国传统的干支纪年系统[58]。按此历法,三月正为“辰”。若转写无误,则ʒyn yʧynʧ aj正可对译为“辰三月”。至于前面的“羊年”,则为突厥传统的纪年方式。也即是说,《会见记》的题年,采用的是民汉合璧形式。这个“羊年辰三月二十二日”正是延昌十五年(乙未年,575年)三月二十二日;而ʧy Taʃ-J(i)gɛn都督也便是麴乾固。ʧy Taʃ-J(i)gɛn当就是麴乾固的突厥语名。
高昌地区的汉人本就“兼用胡书”、“皆为胡语”。自建昌元年(555年)开始,麴氏家族与突厥汗国、西突厥汗国的关系更是密切。在这样的情况下,麴乾固取用突厥语名当属极其正常之事。在突厥语中,taʃ为“石头”之意,与“乾固”之意相关;j(i)gɛn为“侄儿”或“外甥”之意,或即指其与突厥可汗的亲属关系。此二词常被用作人名。如在伯希和敦煌回鹘文写本第3046号中便有Mir J(i)gɛn、J(i)gɛn Sïŋʁur、J(i)gɛn Apa等人名[59];在IB4672号回鹘文木杵文书中有Ïnal J(i)gɛn,T.Ⅲ号回鹘文木杵文书中有Kɛd J(i)gɛn Tutuq、Qutatmïʃ J(i)gɛn T(a)r-χan、Qumar J(i)gɛn、J(i)gɛn等人名[60]。至于taʃ一词,至今仍常被用作维吾尔族男子之名。
施主出资请人写经,是古人积德、行善、还愿或感恩的最为常见的方式。此类事例在敦煌文献中多有记载。“哈密本”序章有“感赞此等诸种无量善法宝德。我ʧy Taʃ-J(i)gɛn都督恭敬地顶礼膜拜”(第8叶B面12~15行)、“我ʧy Taʃ-J(i)gɛn都督双手合十头顶拱地恭敬地顶礼膜拜”(第11叶B面23~26行)等语,许多卷尾亦有“此经是我们为Taʃ-J(i)gɛn都督的愿望而写的”、“此经是我Taʃ-J(i)gɛn都督为报答弥勒佛而让(人)写的”等语句。
那么,写经施主ʧy Taʃ-J(i)gɛn都督——麴乾固,是因何而行此善举呢?延昌十五年(575年)麴氏家族曾扩建、修葺由麴斌建造的该王家寺庙,并于这一年的九月竣工后刻写《造寺碑》阳面铭文。麴乾固及其突厥妻子Tyzyn“令人塑一尊弥勒塑像,并让人书写《弥勒会见记》一部”的时间为这一年的“辰三月二十二日”。正因为其夫人是突厥可汗之女,当初麴斌建造该庙的起因便与高昌、突厥间休战“交好”、“同盟结姻”事有关,麴氏政权又要维系与突厥汗国的关系,安抚境内的突厥语居民,所以才在扩建、修葺该庙时令人书写这部回鹘文的《会见记》。成书年代明确了,其动因和目的也就不言而喻。
此外,在“哈密本”第三章中还留有一个名叫“统阿”(Toŋa)的人写的两条读后批语:
Taqïqu jïl bir j(i)g(i)rminʧ aj bir otuz(qa)/bu Majtrisimit-ta yʧynʧ kyn-i baʃ-……/oqïju tɛgindim ɛdgy ɛdgy Sadu S(adu)
鸡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第三天我从头(?)/拜读了这部《弥勒会见记》。妙哉,妙哉,善哉,善哉。
……jïl iki(nti) aj bɛʃ jaŋïqa M(ɛ)n Toŋa/……oqju tɛginip bitijy tɛgintim
……年二月初五,我统阿(Toŋa)/……拜读后敬书。
笔者推测,前条批语的时间为该庙落成后的延昌十七年(丁酉年,577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后条批语的时间,为延昌十八年(戊戌年,578年)二月初五。
著名焉耆-龟兹语专家W·B·亨宁教授曾指出:“吐火罗语文献的开始和终结没有准确的日期,通常认为大约是从公元500年到700年,或公元500年到800年[61]。”季羡林先生亦将《会见记》剧本的创作时间确定在6~8世纪之间[62]。本文所考订的年代,即便是从焉耆文的使用时代观之,亦相吻合。若谓该译本完成于8~11世纪之间,则很难想象,在当时的情况下竟还会有人懂得一种已废弃不用的文字。也很难想象会有施主舍弃抄写现成的佛经,而令人译写这样一部记述佛教故事的作品。
四、关于写经者族属及焉耆语写本焚毁年代的推测
由“哈密本”第1、3、6、10、12、16、20、23、25等卷跋语可知,回鹘文本是智护(Pratanraksit)从吐火罗文(即焉耆文)译出的,吐火罗文原本是“三唆里迷城”(Yʧ Sulmï Uluʃ)的圣月(Ariyasantri)法师从梵文制成的,而写经人则为法尊·阇梨(Waptsun Sɛli)、土克·促帕·阿凯(Tuʁ tsupa ɛkɛ)和耶曲雅·阇梨(Jɛktsyjɛ Sɛli)等三人。焉耆地区与高昌毗邻,早在5世纪末麹嘉执政时便为高昌所领辖。《北史·高昌传》:“初,前部胡人悉为高车所徙,入于焉耆,又为嚈哒所破灭,国人分散,众不自立,请主于嘉。嘉遣第二子为焉耆王以主之。”在这种情况下,回鹘文《会见记》所依据的焉耆文底本传至国城高昌,是极其正常之事。
回鹘文本是智护从吐火罗文(即焉耆文)译出,而由高昌本地寺僧法尊·阇梨等三人笔录的。从“哈密本”来看,“已见有三种迥然不同的字体:一种为书法浑圆,熟练的字体(大多数),其次为一种细瘦的楷体(如第十五品中诸叶),第三为一种略显笨拙的字体(如第十品中各叶)”[63]。这三种笔体也表明,应就是这三位僧人书写的。
三位写经人的名号,不象突厥语名而似为汉语名号的音译。第三章末尾读后批语中的ædgy ædgy Sadu S(adu),亦是汉僧习用语“妙哉,妙哉,善哉,善哉”的直译。《会见记》中使用的汉语音译词,除了Tutuq(都督)、Qunʧuj(公主)、Tojïn(道人)等常见于回鹘文文献的词语外,尚有qaj(街)、tiʦi(弟子)、saŋ(僧)、su(塑像)等词语。男施主姓或名与官职连称的形式——ʧy Taʃ-J(i)gɛn Tutuq和ʧy Tutuq,正是汉人所特有的习用格式。
坐落在火焰山木头沟河谷西岸绝壁上的柏孜克里克石窟寺(Bezɛklik Miŋ øj)(见图3),也便是敦煌写本《西州图经》[64]所载“在前庭县界山北二十二里宁戎谷中。峭巘三成,临危而结极。曾峦四绝,架回而开轩。既庇之以崇岩,亦王畏之以清濑。云蒸霞郁,草木蒙笼”的“宁戎窟寺”,又称“宁戎寺”。该寺始建于高昌建昌元年(555年),系麴氏家族与突厥“交好”、“结姻”后建造的王家寺庙,亦是麴氏高昌用以维系与突厥的关系、“永固邦疆”的标志性宗教建筑。该寺本名“崇福寺”,“宁戎窟寺”、“宁戎寺”系因地处宁戎谷而得的俗称[65]。麴氏高昌时期,该地以北地区归宁戎县领辖;西州时期属宁戎乡,归高昌县领辖。“宁戎”二字表明,石窟寺所在地及其以北地区是车师人(=乌古斯人)和粟特人的聚居之地(第32窟的粟特供养人像及出土文书中有关宁戎乡的名籍均可予以证明)。
该石窟寺第32窟(勒柯克编号第9窟)甬道右侧,绘有三位身着紫衣、双手持花的高僧画像。画像上方的榜题分别用汉文和回鹘文写着他们的法号(见图4):
ʤituŋ Tutuŋ Bɛgniŋ ïduq kørki bu ɛryr(此为智通都统匐之圣像)
智通都统之像
Singui Tutuŋ Bɛgniŋ ïduq kørki bu ɛryr(此为进惠都统匐之圣像)
进惠都统之像
Vapgui Tutuŋ Bɛgniŋ ïduq kørki bu ɛryr(此为法惠都统匐之圣像)
法惠都统之像
智通之名曾见于阿斯塔那193号墓出土的《武周智通拟判为康随风诈病避军役等事》(约写于698~705年之间),法惠之名曾见于同墓出土的《武周证圣元年(公元六九五年)五月西州高昌县崇福寺转经历》(共出现5次)、《武周法惠思惠与阿伯、伯母等书稿》[66]。进惠之名虽不见于出土文书,但智通、法惠之名共见于同一墓出土文书。文书的内容可证这三位高僧属于汉人,生活在7世纪末至8世纪初。此前,有学者认为,该窟是高昌回鹘于10世纪修建的[67]。三位高僧的画像和榜题表明,至晚也当营造于7世纪末至8世纪初。以汉文和回鹘文书写榜题,正是对“兼用胡书”、“皆为胡语”的体现。
无独有偶,在一份回鹘文木刻本中曾出现分别以汉文和回鹘文书写的僧人法号——“胜光法师”和Sïŋqu Sɛli Tutuŋ[68];敦煌本回鹘文《阿烂弥王本生故事》写经施主的名号亦作Sïŋʦï Aʧarï(僧慈阿阇梨),写经人为Alp Toŋa[69]。同样表明高昌地区的汉僧兼通突厥语文。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许多回鹘文佛经译本的卷首都用汉字标明题目,文中亦多夹写汉字,并用汉字标写页码。如回鹘文的《阿毗达磨俱舍论》、《俱舍论实义疏》、《俱舍论颂疏》、《阿毗达磨顺正 理论 》、《入阿毗达磨论注释书》、《入阿毗达磨论》、《说心性经》、《观音经相应譬喻谭》、《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大般若波罗蜜多经》、《阿含经》、《长阿含经》、《中阿含经》、《杂阿含经》、《别译杂阿含经》、《观音经相应比喻谭》、《佛说温室洗浴众僧经》、《佛名经》、《圣救度佛母二十一种礼赞经》、《入菩提行书》、《Insadi经》等。另外,译自藏文的回鹘文密宗文献《吉祥轮律仪》中也夹写有汉字。如若将使用汉字标注页码的经文也 计算 在内,其数量就更多了。回鹘文佛教文献中夹写汉字的形式,约略有以下三种[70]:
(一)于汉文原词语后书写该词语的回鹘文译文。例如:
同分有情等oʁsatïʁɛrsɛr tïnlʁlarnïŋ tŋikmɛki ɛryr tip有别实物bar aŋaju darnï ɛd adï bolur oʁsatïʁ tip.(回鹘文《阿毗达磨俱含论》残卷)
汉文原文:“同分有情等。论曰。有别实物名同分。”
局住心jaqïn jaʁuq køŋylin turʁursar调伏心turultursar javaltursar køŋylin止观一心等受dijanta bilgɛ biligtɛ bir uʧluʁ køŋyllɛr tyzin tɛginip分别于法bølyp adïrïp nomta量度ylgylɛp tɛŋlɛp修习bïʃrunsar øgrɛdinsɛr多修习已ykys bïʃrunu øgrɛtiny tygɛdtyktɛ得断诸使bol……tarʁarʁalï alqu nïzvanïlarïʁ tip.(回鹘文《杂阿含经》抄本)
汉文原文:“局住心。调伏心止观。—心等受分别。于法量度。修习多修习。已得断诸使。”
回鹘文中的划线部分是前面所夹写汉字的译文。夹写的汉字多是以意段来取舍的(如前例)。有的则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如后例)。这种形式的译文自成体系。不懂这些汉字,也能读懂回鹘文文献。
(二)夹写的汉字是回鹘文句子的有机组成部分。例如:
一胜义ɛdgy,ol何ol答nïrvan ol,最极安稳qamaʁ苦都寂inʧɛ qaltï无病tɛg,一ɛdgy故二常故jig adanur ʧïn kirty tøz yzɛ有故jøryg adanur::二者自性ɛdgy惭愧ol azsïzta uladï三ɛdgy根lar ol,如良药tɛg,bu五法自体是善ol:三者相应ɛdgy ol何ol,答olarnï birlɛ相应心心所法ol,bolar非自性ɛdgy ɛrmɛz azsïzta ulatï惭愧ta 相应ïntïn ɛdgy tip adanur杂良ot水tɛg::(回鹘文《俱舍论颂注》抄本)
汉文原文:“胜义善解脱者,涅槃名解脱。以涅槃中,最极安稳。众苦都寂,犹如无病。是善是常,故名为胜。有实体故,复名为义。……自性惭愧根者,根谓无贪。等三善根,及惭愧二。此之五法,体性是善,犹如良药。……相应彼相应者……谓彼前无贪等五,余心心所,自性非善。与彼相应,而得善名……如杂药水。”
此类夹写的汉字直接与回鹘语词进行语法组合,是回鹘文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如果不懂汉字的意义,也就不可能读懂这些文献。如“三ɛdgy根lar”与原文“三善根”相对,“根”字后的-lar为回鹘语复数附加成分;其他如“无病tɛg”、“如良药tɛg”、“惭愧ta”、“相应ïntïn”、杂良ot水tɛg”等亦是如此。-tɛg是表示相似、类比等意义的格助词;-ta是位从格助词;-ïntïn由第三人称+增音+从格助词构成。
(三)译者根据文意而补加的汉字。例如:
问kimniŋ øŋi bïsmaqï ol tip答qltï asanjik djannïŋ tip 问saqïnʧsïz tïnlʁlar ɛryrlɛr turular qaju orunta tip答ɛryr turur vraqtapalta.(回鹘文《阿毗达磨俱舍论》残卷)
汉文原文:“谁之异熟,谓无想定。无想有情居在何处?居在广果。”
问如何事,答非宗所许ɛrmɛz taplaʁlïʁlarqa tapladïlmïʃ yʧyn,又biziŋ taplaʁïmïzta tapladïlmïʃɛrmɛz yʧyn jmɛ tir.(回鹘文《阿毗达磨顺正理论》抄本)
汉文原文:“如何一事,有二体者。非宗所许,故无此过。”
两例中的“问”、“答”、“又”等,都是译者根据文意而补加的汉字。
通常认为,回鹘文佛教文献均出自回鹘僧侣之手;笔者则认为,其中的相当一部分应出自汉僧之手。许多汉译佛经的语言甚至未遵循回鹘文的语法习惯,几乎是完全照搬汉文文体的对等直译,明显带有仿译的痕迹[71]。此类情况表明,译者的回鹘文水平欠佳,当是尚未熟练掌握回鹘语文的汉僧所为。
高昌地区自西汉以降便是蕃汉居民的聚居之地。自555年开始,沦为前突厥汗国及后来的西突厥汗国的属国。正为此,胡蕃居民多通汉语,取汉式姓名;汉族居民也在相当程度上突厥化了。结合《北史·高昌传》的记载及有关ʧy Taʃ-J(i)gɛn Tutuq的考证,我们有理由推断:写经者法尊·阇梨等三人为精通突厥语的汉僧。书写读后批语的统阿(Toŋa)既便不是汉人,也必定精通汉语。
“吐鲁番本”和“哈密本”都曾提到“四苦先城”(Tørt Kysɛn Uluʃ)和“三唆里迷城”(Yʧ Sulmï Uluʃ)。“苦先”也便是龟兹(MⅠ.526),“唆里迷城”也便是焉耆或位于今焉耆附近[72]。《新唐书·高昌传》曾谈到麹文泰“与西突厥乙毘设破焉耆三城,虏其人”之事。该“焉耆三城”,正与“三唆里迷城”相当。两个焉耆语写本均发现于焉耆的事实,可为一证。显然,这两个写本的原本便出自唆里迷城的圣月法师之手。
现存于新疆博物馆的焉耆语写本“四十四张(八十八页)用婆罗迷中亚斜体字母写成”,原卷“残缺不全,前后也不连接,有的地方被火烧掉,漫漶不清”[73],显然是毁于战火。《新唐书·焉耆传》称:贞观“十二年(638年),处月、处蜜与高昌攻陷其五城,掠千五百人,焚庐舍”,正与之相合。联系到“哈密本”中有关回鹘文本是智护从吐火罗文(即焉耆文)译出,而吐火罗文原本又是圣月法师据梵文编译的记述可以断定,该焉耆语写本当即是毁于这次战事。又,《新唐书·高昌传》曰:
智湛……有子昭,好学。有鬻异书者,母顾笥中金叹曰:“何爱此,不使子有异闻乎?”尽持易之。昭历司膳卿,颇能辞章。
回鹘文字对于麹昭来说并不陌生,故而为这位“好学”且“颇能辞章”的麹昭购得的“异书”,当是指焉耆文的《会见记》而言。Pratanraksit(智护)的名号,显然不是突厥语,应与据梵文编译焉耆文本的Ariyasantri(圣月)法师的名号属同一语种。冯家昇先生曾推测:智护“可能就是一位吐火罗佛教大师”[74]。李经纬先生肯定了冯先生的判断,并进而指出:“献词片断(二)中提到几名苦先城法师的名字Boda-rakxiti、Sarwarakxiti、Az-Ukarakxiti跟哈密本回鹘文《弥勒三弥底》的译者Pratanrakxit的名字有共同的词尾-rakxiti,因此他们很可能是同一种人,即吐火罗人[75]。”据此推测,“鬻异书者”极可能就是被掳往高昌而未予以遣返的唆里迷城人。此人或因久居高昌,生活窘迫,而不得不出售该书。
五、结  语
自汉代以降,高昌地区一直是突厥语族群、印欧语族群和汉语族群聚居的地区,汉人兼通突厥语文,突厥人、粟特人亦兼通汉语文。当地的突厥人至晚在4世纪时已信仰佛教,482年已开始使用文字。573年时,突厥佗钵可汗已皈依佛教,其女儿亦出嫁高昌麹氏家族。在这样的情况下,《会见记》在高昌用回鹘文译出,亦在情理之中。本文所论可归纳为以下七点:
(一)回鹘文《会见记》抄写于延昌十五年(乙未年,575年)三月二十二日,写经施主ʧy Taʃ-J(i)gɛn Tutuq和Tyzyn,是时任“高昌王”的麴乾固及其夫人——突厥佗钵可汗之女。建昌元年(555年),麴斌“于所领城西显望之处磬捨珍财建兹灵刹”,是高昌麴氏家族的王家寺院。麴乾固夫妇“令人塑一尊弥勒塑像,并让人书写《弥勒会见记》一部”,是其扩建、修葺该寺等诸项敬佛善举之一。
(二)智护是将焉耆文本译为回鹘文的人;法尊·阇梨等三人是精通突厥语的汉僧,是回鹘文本的抄录者。
(三)季羡林先生曾将吐火罗(焉耆)文本的创作时间确定在6~8世纪之间。据此,还可进一步将其时间下限提前,即至迟也不晚于延昌十五年(575年)。
(四)回鹘文本只是译作而非原创,“哈密本”和“吐鲁番本”为同一译本的不同抄本。智护是我国迄今所知最早的剧本翻译家。
(五)“哈密本”是迄今所能见到的最早的、保存最为完整的剧本译本。
(六)现存于新疆博物馆的焉耆语写本,毁于贞观“十二年(638年),处月、处蜜与高昌攻陷其五城,掠千五百人,焚庐舍”的战事。
(七)“好学”且“颇能辞章”的麹昭所购的“异书”,当就是焉耆文的《会见记》;而该“鬻异书者”极可能就是被掳往高昌而未予以遣返的唆里迷城人。此人或因久居高昌,生活窘迫,而不得不出售该书。
总之,《会见记》的翻译与传播,是古代高昌地区多元文化交流、融合的缩影。它的翻译与传播过程及相关的史事,颇值得今人细细咀嚼和品味。转贴于论文联盟 http://www.lwl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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