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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圣陶:在文学创作与教育实践中建构时代身份

来源:论文联盟  作者:陈冬芳 [字体: ]

叶圣陶:在文学创作与教育实践中建构时代身份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五四”时期是作家作品辈出的一座艺术高峰,无论是当时思想界求新求异的突变潮流,还是社会上大刀阔斧的政策改革,都是作家们的生花妙笔之材。众所周知,当时中国社会的文化语境受外来新思想的影响,在与本民族的传统文化融合时发生了不少的碰撞,由此,不少作家拿起笔杆的同时,心中却也愁绪郁积,他们出生的年代是晚清,而他们胸中想要倾诉的是民国,提笔即忘字,不是不想寫什么,而是实在不知从何说起。 
  于是,在那样一个犹犹豫豫却要“我手写我心”的年代,争做文坛的先锋翘楚还真不是一件容易事儿,可是,总得有人发声,社会才能听到更多民众的呼声。 
  与鲁迅弃医从文以笔杆作投枪、匕首向黑暗的社会发问不同,叶圣陶自小生于贫民之家,他的原生环境无法赋予他与广大民众同仇敌忾的勇气,他的心声与话语只能凭借着笔下的几页文字作直白诉说。 
  相比于全身心投入文学创作的专职作家不同,叶圣陶是先以三尺教台的职业选择为权重,之后才用笔杆子发声的。在时代的风云变幻中,他安身立命,用文学创作与教育实践一并将自我的理念践行,与“五四”追求个性解放、思想启蒙的潮流相应相和。叶圣陶立于三尺讲台却也心系天下苍生,不断为探寻民族、国家的改变而孜孜不倦地奋斗着,也正是在几十年如一日的文学与教育的双重实践中,无形间,他建构着独属于自我的时代身份。 
  叶圣陶是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是问题小说的重要代表作家,他用朴质真实的文字固守着自己的初心,写眼中所见心中所想,他安身立命的学校是他的重要取材之所,他周旁认识的教员是他的重要人物原型。他是“五四”时期身体力行的教育家、改革家,他用不断翻新的教育理念探索着中国教育的新希望,于雷厉风行中稳健笃实地追寻着自己的教育理想。 
  无论是文学创作的实践,还是教育改革的推动,叶圣陶身处其间,融汇贯通时,却也不免被矛盾分歧羁绊,在二者的合力作用中,他在进行选择的同时也在建构着自我的时代身份。就其文学创作与教育实践来看,不难发现,叶圣陶的每一处笔墨,每一次改革,都无时不在折射着“五四”大时代背景中一个知识分子的自我身份认同观。具体来看,这种自我认同观可以从如下三个方面来论述:1.“言志”与“载道”并重的文学创作表现;2.以社会为面向,致力于“造成健全的公民”的教育实践活动;3.在文学与教育之间的身份寻找与体认。  一.文学创作:“言志”与“载道”并重 
  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一书中,周作人用大量笔墨探讨了自己的文学观,认为文学有“言志”(重在抒发个人感情)与“载道”(重在传达社会目的)之分,中国由古至今的文学史正是“言志”派与“载道”派的此起彼伏,“言志”与“载道”这两种说法应该有所区分[1]。 
  与之不同,在叶圣陶看来,“‘言志’和‘载道’不但本意差不多,就常识想想也差不多。照古来的解释,志是心之所向。心想到了什么,要把它发表出来,使人家共知共感,其中必然有什么东西在作主。那东西自然可以叫做‘志’,可是也无妨叫做‘道’”[2]。也就是说,“志”所体现的个人感情与“道”所承载的社会目的,在叶圣陶眼里二者是可以合二为一的。 
  观照叶圣陶的文学作品,不难看出,无论是小说、散文还是童话,他的文学创作路数都是一脉相承的“言志”与“载道”并重。 
  作为“五四”作家群中鲜有的没有留学经历的作家,叶圣陶积极地参与了文学研究会的创立,并成为发起者之一。他始终秉承着“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3]的社团宗旨,勤学多思,熟读英译文献,翻阅中国古籍,用一双透彻观世的眼睛烛照生活,将视点聚焦于平凡琐碎生活中的小市民群像,用笔端不动声色地书写着“五四”时期中国社会的苍白现实。在作品中,他既抒发着个人感情,又不忘将社会目的寄予其间,使笔下的文字在“言志”同时也得以“载道”。 
  就小说而言,叶圣陶的创作虽由“问题小说”起步转入“人生派写实小说”,但他作品中蕴藉的暴露与讽刺意旨贯彻始终。《这也是一个人》《遗腹子》经由分别对婚后女子嫁入婆家后身份失所的写照和妇人多次怀胎无法生出男孩而遭致丈夫嫌弃的刻写,揭示了封建社会中女子身份卑微、重男轻女思想严重的现状,也从侧面暴露了当时民众的麻木与愚昧。《隔膜》通过对亲朋好友相见却彼此敷衍应付的事件呈现,逼真地睇视了人际交往的纵深隔阂:在言不及义的无聊寒暄和繁琐虚伪的礼节之外,有的只是“讥笑,诽谤,滑稽,疏远”[4]的空气性质。《多收了三五斗》中,丰收却反倒成灾,农民生活的困苦与无奈在叶圣陶的笔下栩栩如生。而在叶圣陶所有的小说中,刻画最为成功的莫过于教育界中的灰色小人物形象。以他的短篇代表作《潘先生在难中》为例,叶圣陶用短小的篇幅刻画出了一个自私、畏葸、软弱、表里不一的卑琐教员潘先生,在战乱中,潘先生为保全自我而弃国家社会于不顾,在上级面前又谄媚阿谀,对倒戈军阀不满却乐于受人举荐,为凯旋的军阀写字幅以歌功颂德。叶圣陶择取了潘先生这一具体、特殊的人物形象进行视点聚焦,用冷静客观的笔墨书写,由卑琐的“这一个”潘先生来观照当时中国整个教育界乃至社会的黑暗与无望,在抒发对教育界的无奈感喟之余,也警醒着同侪们不要做中国社会的“潘先生”。 
  然而,相比于直面现实、观照人生社会弊病所在的小说而言,叶圣陶的童话创作却不那么成功。尽管他的《稻草人》被鲁迅先生称之为“给中国的童话开了一条自己创作的路”,但通读叶圣陶的童话作品,却不难发现,叶圣陶的“载道”意味太浓,或者说“言志”过头。有学者将叶圣陶童话概括为“生活的太‘真’与艺术的太‘假’”,“‘假’是指童话故事情节的不可信,有些‘生造’的嫌疑;‘真’是指童话题材主题的当前性、写实性、实用性”[5]。无论是早期的《小白船》《玫瑰和金鱼》,还是后期的《古代英雄的石像》《皇帝的新衣》,叶圣陶的童话作品总少不了自我的介入,自觉或者不自觉地为童话发声以此来使人有所悟,如“世界上没有不望报酬的赏赐,也没有单只为了爱的爱护”[6]、“无论什么人总觉得自己最苦,人家都比他快活。可是到了人家的境地,仍然觉得世界上最苦的是他自己”[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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乍读之下,似乎会给人一定的共鸣或启迪,但却让人在这种无梦幻的写真中倍感现实之重,这是与西方经典童话多带给人以梦幻与向往的感觉有很大不同的。叶圣陶的童话往往是以一个鲜明的主题来架构故事,将主题先行的创作体念注入到童话的书写中,这种“揭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鲁迅语)的目的与知识分子致力于启迪民昧的思想启蒙愿望是相呼应的,也许叶圣陶受所在的文学研究会“为人生而艺术”的使命所趋同,在思想上有一定的警醒作用。然而,为“载道”而“言志”的这种童话书写最终使叶圣陶自己也无力继续书写所谓的“童话”。就文学体裁的艺术性内涵来讲,想让童话戴一顶负载社会使命的帽子,既可以“载道”也可以“言志”,那么,这样创作而来的童话即使再“真”也只能是一种“非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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