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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集体经济组织:塘约道路的成功密码

来源:论文联盟  作者: [字体: ]

新型集体经济组织:塘约道路的成功密码

  2017年,中国农村改革已近不惑之年。深水区和攻坚期的农村改革,综合性、复杂性、艰巨性空前。客观上需要深刻认识和精准把握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体制演变的基本类型和未来趋势,增强改革的主动性、自觉性和自信心。塘约村,爆发洪水之后,全村干部群众在党支部的坚强领导下,彻底改变了过去“户自为战”的发展体制格局,重新组织起来,走集体经济发展道路,两年实现脱贫,由贫困村变为小康村。目前,正在积极探索与周边八个村庄联营联建,协同发展的新路子。塘约道路,像一滴水折射出了农村经济体制演变的内在规律性特征,具有深度解剖的价值和意义。 
  一、塘约道路的成功密码:党支部、带头人与集体经济组织 
  (一)塘约道路的本质特征是重走集体经济发展之路 
  塘约村为什么会成功?目前,更多倾向认为首先要有一个坚强的党支部和优秀的带头人。问题在于洪水之前,也是现在的党支部,也是现在的带头人。左文学在2002年被选为村主任,2004年担任村支书,到2014年,当村干部已经12年,在村支书位置上也已干了十年,塘约村依然是国家二级贫困村。显然,这种意见是不足以完整解释塘约道路的成功密码的。反倒容易陷入过度夸大主观能动性的藩篱。像青岛对口帮扶、上级拨来的扶贫资金等外部因素,也只能是外因,是塘约村发展的一般性经验,无法解释塘约道路成功的本质性原因。 
  正如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诺斯在研究西欧国家竞争的规律时发现的,产生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一个国家强盛的真正原因。就一个村庄而言,形成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同样至关重要。塘约村在洪水前后的重要变化,就是成立了产权清晰的新型社区集体经济组织,并在左文学为党支书的党员干部带领下,把农民有效组织起来自己干,实现了贫困村向小康村的转变。 
  一般的观点认为集体经济往往是低效率的,从直觉判断,公司、农户的效率往往要高于集体经济。实际上,这些都是忽视经济组织社会效益情况下的片面看法,没有全面考察一个组织的综合效率。2014年,塘约村开始发展集体经济之前,在“户自为战、单打独斗”的发展体制格局下,农业经营比较效益低,经济发展基础薄弱,村民纷纷外出打工,土地撂荒率达到了30%,人均收入不足4000元,全村1460多壮劳力中一度有1200多人在外务工。面对突如其来的洪水,通过重新组织起来走集体经济发展之路,实现两年大变样。一组数字可以清晰说明发展集体经济所带来的“山乡巨变”:2014年、2015年、2016年,塘约村农民外出务工人数逐渐下降,分别为860人、352人、50人;贫困人口数逐年下降,分别为643人、82人、19人;集体资产逐渐提升,分别为3.92万元、81.4万元、202.45万元;农民纯收入逐渐提高,分别为3786元、7943元、10030元。 
  通过发展集体经济,塘约村成为幸福和谐的小康村,实现了重建家园之梦。近期,通过“塘约+八村”,在镇级统筹的体制机制支撑下,加强产业统筹、资源统筹、市场统筹,打造集体经济的升级版。走集体经济发展道路,进而带动深层次全领域的农村综合性改革,成为塘约村由贫困村变身为小康村的成功密码,是塘约道路的本质性特征。 
  (二)集体经济发展离不开党的领导 
  新型集体经济组织的建立可以解释塘约道路的成功,并不等于就此否认带头人和党支部的关键作用,二者之间并不矛盾,是互促互融的关系。集中体现在三个层面: 
  一是党中央的政策导向。新世纪之初,党中央在“十六大”提出“城乡统筹发展战略”之后,又陆续提出“重中之重”、“以工促农、以城带乡”、新农村建设与城乡一体化新格局等。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守住集体经济底线、三权分置、“精准扶贫”、“金山银山”等“三农”发展的重要论断。由此形成了有利于集体经济发展的政策导向。二是地方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从贵州省委书记陈敏尔到安顺市委书记周建琨,再到乐平镇党委书记马松,各级党委政府都关心和支持塘约村发展集体经济,从发展思路、政策集成、资金扶持以及破除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等各个方面,加大扶贫力度,提高扶贫精度。塘约村正在建设的现代化的设施农业大棚是青岛市对安顺市的对口支援项目,投资600多万元。近两年来,投向塘约村的国家各类扶贫款共计6000多万元。三是村党支部与带头人的坚强领导。农民都是用眼睛选择前途的。以党支书左文学一班人身先士卒,带头改革,调动了广大群众流转土地、发展集体经济的积极性。同时,通过“积分制”和“驾照式”管理,“定岗不定人”,把党的领导置于村民监督之下。党员干部三周测评不达标,自动去职,赢得了民心。 
  二、农村经济體制演变的基本类型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逐步确立起来,主要目的是调动农户生产积极性,解决全国性的农民温饱问题。1984年发生了卖粮难的问题。随后出现了农业多种经营和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进而形成了“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第一次民工潮。但是,由于外部经济政策环境变化,加之乡镇企业内部治理结构的不完善,农村工业化进程在上世纪90年代遇到了严重的瓶颈制约,农民非农转移的路径开始向大城市带动转型,形成了第二次民工潮,直至持续到2004年的“民工荒”。近年来,农民工返乡创业潮已经形成并呈逐渐扩大态势。 
  与此同时,“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家庭承包经营体制向着不同方向演变,如:村为主体,双层经营;村级虚置,家庭经营;土地流转到社会资本或大户,村级消亡;家庭经营弱化,村集体加公司企业,内部按产业进行专业化分工;在城市化中集体土地被征收,征地款分掉而彻底消亡;多村办联社,联社加公司企业;近效地区的乡镇级联社加公司制;社变公司,转为城镇型集体经济。从总体上看,基本类型主要有三种:统的功能不断加强;分的功能维持下来或进一步加强;“统”与“分”的同步弱化,让位于社会资本或大户。 
  (一)家庭经营主导模式 
  全国大部分农村地区以农业经营为主,集体层次的经营趋于弱化,形成“户自为战”的局面。贵州省湄潭县创造了“生不增,死不减”的土地承包制度改革经验,维持了土地承包关系的长期稳定,形成了家庭经营为主导的经济体制模式。湄潭县以茶叶为地区主导产业,经济价值较高,且收益期长,不宜变动产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www.LWlm.COM收集整理权关系。户均茶地2.5亩,每亩纯收入达到4000—6000元。目前,湄潭改革经验已经推及全国。由于家庭经营主导,往往缺乏社会化服务的有效供给,且农户经营规模有限,容易进入边际收益递减区间。农户倾向于按照对半分的分配方式,雇佣外地人来采茶,节省出来的时间,农民还可以外出挣取务工收入。目前,全国大多数地区仍然是这种家庭经营为主的经济体制模式。但是,家庭承包经营模式不可能全国范围性的长期存在下去,会选择走集体经济的内生性发展道路,还是走工商资本主导的外源性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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