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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乐学基本理论问题初探

来源:论文联盟  作者:马良 [字体: ]

军乐学基本理论问题初探

  近些年,随着我国军乐事业的蓬勃发展,“军乐”一词对于每个人来说都已不再陌生。无论是在国庆大典的阅兵式上,还是在国际著名的军乐节上,以及国家外交活动的礼仪现场……军乐作为一种无可替代的音乐艺术形式尽显风采,其铿锵与豪迈的旋律让无数国人为之震撼和鼓舞。正是由此,而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喜爱军乐、迷恋军乐、投身军乐。但是,纵观中国军乐的发展历程,却鲜有学者能够对军乐做出一个清晰而准确的定位。那么,到底什么是军乐,又该如何去界定? 
  一、关于“军乐”的界定 
  社会上有这样一种现象:认为军乐与管乐并没有明显的区别和界定。比如某些社会团体或学校组建的管乐队,穿上类似于军装的制服,演奏几首军中或军礼乐曲,便将其称为某某军乐队,进而认为,军乐就是管乐,管乐就是军乐,军乐团也是管乐团,管乐团也是军乐团。持这种观点的人并不是少数,这表明许多人对于军乐与管乐二者之间在定义和本质上还是比较模糊的。 
  笔者认为,这种模糊性产生的原因在于人们观察角度的差别以及界定范围的不同。首先,仅从乐队编制及乐器构成来看,军乐与管乐确实具有一致性,可以说军乐是管乐艺术的一种特殊的表现形式,此为广义上的军乐,是一种表象,是局外人基于其形式建制和乐队载体的原因而形成的一种定位标准。但是,笔者在此要提出的是狭义上的军乐,是指建制在军队之中,以国家和军队为主要服务对象,由西洋管乐和打击乐组成,以展示“军伍之声”[1]的一种特殊的音乐艺术形式,这是一种本质,也是局内人基于军乐的功能作用和根本属性而形成的一种定位原则。正如老一辈军乐艺术家洪潘先生所说:“军乐,顾名思义是指军中之乐,它源于军旅生活并为之服务,因此,有着明显的政治色彩。”[2]洪先生说的“政治色彩”就是服务对象,即为国家和军队服务。 
  “军乐”古已有之,并非是舶来之品,“军乐”一词最早出现是在我国的东汉时期,载于文学家蔡邕(公元133年-公元192年)所著的《礼乐志》一书中,曰:“汉乐四品:一曰大予乐,典郊、庙、上陵、殿诸食举之乐……二曰周颂雅乐,典辟雍、飨射、六宗、社稷之乐……三曰黄门鼓吹,天子所以宴乐群臣……其(四曰)短箫铙歌,军乐也。黄帝岐伯所作,以建威扬德、讽敌劝士也”。[3]其中根据李骜的《汉四品乐文献考辩》中“‘四曰短箫铙歌’已经讹变成了‘其短箫铙歌’”[4]可证“其短箫铙歌,军乐也”中的“其”应为“四曰”。在此前后,“军乐”一词的称谓繁多,都源于其鼓吹形式的多样性,比如:黄门鼓吹、短箫铙歌、鼓角横吹、北方箫歌、鲜卑鼓吹、鼓吹铙歌、天子鼓吹、从军鼓吹、浮吹、骑吹、车吹等,每一种称谓都有其独特的形式与建制,当然使用的场所与规格也有所不同,我国古代军乐从远古时期直到清朝末期,其乐队载体都是以中国民乐为主。自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西洋军乐文化随着侵略者的船坚炮利侵入中国,到1896年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的西法练兵,建立新军军乐队,使国人从被动的感知军乐到主动地接受军乐,距今已有120年的发展历程。当代军乐较之古代军乐无论从表演形式上,还是从音响效果上都更显声势浩荡、气势恢宏,愈加符合我军威武之师、文明之师、胜利之师的光辉形象,新中国的军乐正在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受到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的普遍喜爱。 
  社会上还有一种现象:分不清军乐和军歌两种艺术形式之间的关系,认为军歌包含军乐,或是军乐包含军歌,表明了对于军乐与军歌之间相交集的部分存在一定的模糊性。笔者认为,军乐和军歌是两种相对独立的艺术形式,二者之间并非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包括军舞在内,三种艺术表演形式之间是存在着一定的互渗关系,从艺术形式的丰富性角度来解读,三者具有一定的层次感,其中任意一种艺术形式单独出现的时候要弱于三种艺术形式同时出现的情感表达,比如在战国末期秦相吕不韦及其门客编纂的《吕氏春秋·古乐》中记载:“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阙。”[5]牛尾即乐,投足即舞,八阙即歌,这虽是最简单的艺术形式,但也是歌、乐、舞三者有机结合的至高境界。军舞作为“表现军事和战争为主的舞蹈,它离不开军乐为其伴奏”。[6]军歌作为军事文化传播的载体,为了更好地表达情感,也离不开军乐的陪伴,有些军歌是“既可以歌唱,又可以直接演奏的乐曲,许多军歌曲本身就是军乐曲,也有许多军乐曲填上词又可成为军歌曲。”[7]比如:清末时期,袁世凯的新军军乐队演奏的《李中堂乐》和《新军军歌》就是军乐与军歌互渗性的典型代表,还有我们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也属于此类情况,既可以演唱又可以单独演奏,而且在此基础上由罗浪改编了一首《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是专门为军乐演奏创作的。由此可见,军乐、军歌、军舞虽形式不同,但都是用来表现军事题材的艺术手段,三者之间既相对独立又互渗融合,在各自的演绎舞台上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二、应该将军乐作为一门学科来建设 
  (一)“军乐学”概念的提出 
  西洋军乐在中国发展的120年(1896年-2016年)中,无论是清末、民国还是新中国成立,都十分重视对军乐人才的培养。纵观中国军乐发展史,各时期的人才培养已然形成了一条密切关联的文化链条,从清朝末年袁世凯的天津军乐学队、吉林军乐学队、李士奎的禁卫军军乐队,到民国时期蒋介石设立的军乐训练班、洪潘创建的陆军军乐学校,再到新中国初期罗浪建立的上海学习组、军乐学校,直到今天的解放军艺术学院音乐系军乐表演专业(即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教学队),每个时期都为中国军乐人才的培养提供了必备的条件。然而,这根链条发展到今天,我们突然发现现在的军乐人才培养与地方的管乐人才培养并到了同一个轨道上,学员的课程设置与地方音乐院校完全一样,不见“军”字,缺少“军”味,较之洪潘和罗浪创办军乐学校的课程设置相比,未见与军事学理论相关联的内容,使得军乐人才培养和军乐作品创作呈现出阴柔有余而阳刚不足的现象。这便是笔者提出“军乐学”概念及军乐学科构建的初衷,此外,全军的军乐战士绝大部分都是业余从事军乐学习,要靠老兵带新兵,特别是2015年的“9.3阅兵”时,不少战士接触乐器还不到半年,就奔赴纪念抗战阅兵的最前线,国家重大活动的需求与军乐人才匮乏的现实可见一斑。军乐人才的技术培养较之地方音乐院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www.LWlM.cOM收集整理校要滞后许多,但是我们的军乐战士要完成的却是国家最高规格的外事司礼工作,稍有不慎就会有损国家和军队的形象。2017年将是军队改革全面铺开的一年,又适逢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华诞,借此东风,提出“军乐学”的学科概念,完善学科体系,使军乐人才培养更加专业化、科学化、系统化,逐步解决业余、盲目、零散的根本性问题,这将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与社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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